1937年，两个虚弱不堪的红军来到了甘肃镇原县，张口就要见刘伯承，谁知刘伯承刚出来，两个红军就晕倒在地上！这一幕让在场的卫兵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这两个看起来随时会倒下的年轻人，竟然怀揣着关乎数万红军命运的秘密。 这两个人是肖永银和陈明义，他们的衣服已经烂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头发纠结得像一蓬枯草，只有那双眼睛里还透着一股不肯熄灭的光。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千里之外的祁连山逃出来的西路军战士，身上带着徐向前总指挥亲笔写的密信。 西路军的日子有多难，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1936年冬天，两万多人的队伍西渡黄河，本想打通国际路线，却撞上了马步芳的十二万骑兵。 古浪一战下来，两千多弟兄没了；高台战役更惨，整个红五军都打光了。 到1937年3月，石窝会议上徐向前下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他把最重要的文件和自己的长征照片交给陈明义时，特意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一定要送到刘伯承手里。" 肖永银带着十二个人护着陈明义往外冲，祁连山的雪深得能埋住人，他们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摸着黑走，饿了就挖草根，渴了就抓把雪。 有次在张掖南边遇到民团，打了一仗下来，十二个人就剩四个了，陈明义把文件塞进牦牛皮袋里，在肃南挖了个三米深的洞埋起来，想着以后回来取。 最难的是过腾格里沙漠，六月份的太阳烤得沙子能烫熟鸡蛋，他们每天喝不上两百毫升水，陈明义直接得了急性肾炎，疼得直打滚。 肖永银撕下绑腿做成简易担架，硬生生拖着他走了一百八十里，晚上不敢点火把，就看着北极星辨方向，有好几次都以为要走不出去了，迷迷糊糊中还互相打气。 到了七月，他们总算摸到中卫县，装成逃荒的难民混进县城，在海原县被民团拦住时，肖永银急中生智说出"贩卖羊皮"的暗号，这才联系上地下党。 从祁连山到镇原县，四个月走了一千两百多里，平均每天还不到十里路，可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刘伯承见到他们晕倒，赶紧让人抬到炕上，灌了点热米汤，肖永银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徐总指挥让我们找刘司令"，然后从怀里掏出用油布包了三层的密信。 那封信现在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我军虽受挫，骨干尚存"几个字，笔锋都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后来援西军根据陈明义画的地图，在肃南县红湾寺附近挖出了完整档案。 到年底的时候，一共找回了四百三十七个西路军失散人员，这些人里，不少后来都成了开国功臣。 就说肖永银，淮海战役里带着部队夜袭青龙集，渡江战役时第一个突破鲁港防线；陈明义更厉害，1950年带着工程兵修康藏公路，硬是用人拉肩扛在悬崖上开出了路。 1955年北京饭店那次重逢，两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肖永银还笑着问陈明义："还记得当年埋文件的经纬度不？"陈明义张嘴就报出一串数字，把旁边的人都听呆了。 他们这辈子都没忘记，在镇原县那个夏天，刘伯承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把命都拼上了，西路军的血没白流。" 现在兰州军区搞"西路军精神"教育，总拿他们当例子，俄罗斯军事历史研究所还把这段经历当成军事信使的典范案例。 其实哪有什么典范，不过是两个年轻的红军战士，认准了一个理：只要活着，就不能把任务丢了。 就像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写的："西路军的血没有白流，它浇开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