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乡，一女子未婚先育，男友因涉嫌犯罪被关押，自己既无收入又不敢告诉家人，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她绝望地萌生了送养的念头。经朋友牵线，女子将孩子送给一对夫妇，这对夫妇主动提出愿给一笔“感谢费”4万多元。女子没有讨价还价，只是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两次去看守所征求孩子父亲的同意。在得到对方“无力抚养，由你决定”的答复后，她才与这对夫妇签下送养协议，其中特意写下了自己日后探望的权利。万万没想到，女子送孩子事情败露，被警方逮捕，一审法院认定女子“卖女儿”，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提起上诉，迎来转机。 2014年，女孩樊某与男友秦某某相识相恋，并开始同居生活。 2017年2月，樊某发现自己怀孕了，然而，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生活的风暴接踵而至。 同年9月，就在樊某孕期已近七个月时，男友秦某某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关进了看守所。 突然之间，樊某的天空塌了，她未婚先孕，男友身陷囹圄，自己不仅失去了经济依靠，更因传统观念和家庭压力，不敢将实情告知家人。 腹中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巨大的现实压力和孤立无援的处境，让樊某第一次萌生了一个痛苦而无奈的想法，为孩子寻找一个有能力的家庭。 朋友洪某得知了樊某的困境，一次交谈中，洪某提起自己认识一对夫妇，黄某和她的丈夫。 这对夫妇结婚多年，一直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但两次尝试昂贵的“试管婴儿”技术均告失败，求子之心迫切，也流露出希望收养孩子的意愿。 很快，黄某主动联系上了樊某，在沟通中，黄某坦诚地表达了对孩子的渴望，并主动提出，如果樊某愿意将孩子送给他们抚养，他们愿意支付一笔“感谢费”，以补偿樊某生育的辛苦和表达感激之情。 对于这笔钱，身心俱疲、经济拮据的樊某没有拒绝，但她也并非主动索要。 樊某并非草率决定，她认真了解了黄某夫妇的情况，黄某夫妇能给孩子提供安稳成长环境的机会。 2017年11月，怀着复杂的心情，樊某第一次前往看守所，试图与男友秦某某商议送养孩子的事宜，但当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7年12月25日，樊某在医院产下了一名女婴，在孩子出生前后及住院期间，热心的黄某赶到医院帮忙照料，并主动垫付了约5000元的医药费。 12月30日，樊某再次前往看守所，这一次，她将情况详细告知了秦某某。 面对铁窗和同样无力改变现状的现实，秦某某最终表示，自己身陷牢狱，确实无力抚养孩子，由樊某自行决定孩子的去向。 2018年1月2日，在孩子出生一周多后，樊某与黄某夫妇签订了一份《送养协议》，其中明确了送养后樊某作为生母享有探望孩子的权利等内容。 同日，黄某夫妇按照之前的口头约定，向樊某支付了现金4.3万元。 为了感谢中间人洪某的牵线搭桥，他们也向洪某支付了2000元“介绍费”。 加上之前垫付的5000元医药费，黄某夫妇为这次收养共计支出约5万元。 随后，黄某夫妇将女婴带回家中，开始了悉心抚养。 2019年，检察机关以涉嫌拐卖儿童罪对樊某、黄某、洪某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审理后，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认为樊某在送养过程中收取了高额钱财，其行为已超出了民间送养的范畴，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2019年12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樊某有期徒刑五年，同时，黄某因“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洪某因“介绍”拐卖，也分别被判处了相应刑罚。 一审判决后，三人均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十七条规定，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法院指出，樊某因男友被羁押、自身无经济来源、无力抚养新生女儿等客观困难，在考察了收养方黄某夫妇具有真诚收养意愿和抚养能力的基础上，决定将女儿送予其抚养。期间，收养方主动提出并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感谢费”，樊某予以接受。 纵观全案，樊某送养子女的初始动机是为了解决子女的抚养困境，过程中的考察、协商、签约行为均围绕“择良家而送”展开，其主观上不具备将亲生女儿作为商品出卖以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法院认为樊某行为不符合拐卖儿童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民间送养行为。 相应地，黄某夫妇支付钱财系基于收养而自愿给予的补偿和感谢，洪某的介绍行为系帮助促成送养，三人的行为均不构成犯罪。 最终，二审法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无罪。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