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9岁的女知青黄丽萍，隐瞒自己显赫的身份，心甘情愿的在北大荒劳动。10年后，她放弃回城的机会，安心在乡下生活。谁料，一封信的寄来，打破了她平淡的生活。 黄丽萍的“显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能让她避开下乡浪潮的护身符。她的父亲是老革命干部，家里早早就为她安排好了城里的工作，可她看着报纸上北大荒垦荒的号召，看着身边同学热血沸腾的模样，偷偷藏起了家里的介绍信，揣着一张知青登记表，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初到北大荒，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能冻裂人的骨头。住的是地窝子，铺的是稻草，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窝窝头。同来的知青里，有人哭鼻子，有人偷偷写信求家里帮忙调走，可黄丽萍从没喊过一句苦。 她跟着老乡学垦荒，抡起锄头就是一整天，手上的水泡破了又起，结了厚厚的茧子；她跟着妇女们学种菜，为了让大家冬天能吃上新鲜菜，硬是在冻土上挖出了半亩菜园；村里的小学缺老师，她主动揽下活计，每天收工后就点着煤油灯给孩子们上课，从拼音教到算术。 老乡们都喜欢这个话不多、肯干活的姑娘，却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有一次，她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有几件崭新的的确良衣服，她转手就送给了村里家境困难的女知青；父亲托人捎来的钱，她全拿来给村里的孤寡老人买了过冬的煤炭。她总说，自己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和大家一起建设北大荒，是她的福气。 日子一晃就是10年。1979年，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村里的知青们欢天喜地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到阔别已久的城市。黄丽萍的家里也来了信，让她立刻收拾东西回城，父亲已经为她安排好了机关单位的工作。 可她看着村里的孩子们，看着自己亲手开垦的田地，看着那些朝夕相处、早已亲如家人的老乡，犹豫了。村里的小学离不开她，老乡们的菜园离不开她，就连村里的拖拉机坏了，大家都习惯了找她帮忙联系修理师傅。她咬了咬牙，给家里写了一封回信，婉拒了回城的机会。 “爸，妈，我在北大荒挺好的。这里的土地需要我，这里的人需要我，我舍不得走。”信寄出去的那天，她在田埂上坐了很久，看着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从那以后，黄丽萍彻底安下心来，在乡下扎了根。她和村里的一位退伍军人结了婚，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每天依旧是教书、种地、照顾老人，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她慢慢老去，埋骨在这片她深爱的土地上。 可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1980年的春天，一封盖着红色公章的信件，被送到了黄丽萍的手上。那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封上的字迹，她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秘书写的。 她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颤抖着拆开信封，里面的内容让她瞬间泪流满面。信里说，她的父亲病重，希望她能立刻赶回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信的末尾，还附带着一张早已办好的回城证明。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平静的小村里炸开了。老乡们都围了过来，看着泪流满面的黄丽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人劝她赶紧回去，毕竟是亲生父亲，血浓于水；有人舍不得她走，担心她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黄丽萍看着身边的丈夫和女儿，看着村里的孩子们，看着这片她奋斗了11年的土地，心里百感交集。她隐瞒身份来到这里，心甘情愿地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可父亲病重，她又怎能置之不理？ 她知道，这封信的到来，不仅打破了她平淡的生活，更让她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留在北大荒，守护着自己的家；还是赶回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这个抉择，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在了她的心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