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 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先说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条款。别觉得这是小事，更别被“国际标准”这四个字唬住。国际标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慈善准则，是发达国家用几十年霸权攒出来的“话语权工具箱”，90%以上的国际标准都是他们主导制定的，从头到尾都是按自己的利益量身定做的。 他们先把标准定下来，再逼着后发国家跟着走，本质上就是用规则把别人锁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自己坐收渔利。 就拿那些技术标准来说，表面看是规范，实际上全是技术壁垒，咱们的产业想走出去，就得按他们的标准改造生产线、调整工艺流程，花一大笔冤枉钱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最后利润大头全被掌握标准解释权的西方公司拿走了。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标准还在不断“升级”，今天一个环保新规，明天一个安全要求，本质上都是变着法儿地限制别人、保护自己。 咱们自己有国情，气候、地理、技术基础都跟欧美不一样，硬要“优先”采用他们的标准，很可能就会水土不服，要么让本土产业处处受制，要么就得牺牲咱们自己的安全利益。 国家明明有规定，采用国际标准得结合国情，保障安全，可现在有些条款里偏偏加个“优先”，这就不是接轨了，是主动把话语权交出去，等于给别人递刀子。 立法是管长远的，这规矩一旦定下来，后续多少年都得受影响，规矩歪一毫米，落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天大的坑，医保、就业、物价都可能跟着出问题。 再说说立法者政审这事儿，卢麒元先生提的“每次参与都要政审”，看着激进，其实是真懂立法的要害。 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次审查管终身，可人心会变，环境会变，今天清白的人，明天可能配偶移民了、子女在海外开公司了，或者自己成了海外机构的顾问，利益早就跟国家脱节了。 立法腐败最隐蔽的地方就在这儿，不是说拿了多少钱，而是参与立法的人本身就有利益冲突，制定条款的时候不自觉就偏了方向。 之前就有地方搞政策，草案里藏着外资企业的特殊优惠，后来才发现参与起草的专家跟那家外资企业有关系，这不是明着给人开后门吗？ 有人觉得每次政审太麻烦，影响效率，可这话太糊涂了。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得检查飞机，医生每场手术都得消毒，立法定的是国家航向，难道不该比这些更谨慎？ 美国制定芯片法案的时候，参与者的背景查得底朝天，连配偶的股票交易记录都不放过，俄罗斯关键领域立法更是要查三代亲属的海外背景，人家比我们更清楚立法权的重要性。 立法权是国家的命根子，制定规则的人要是立场不稳，背后藏着私利，那法律从源头就带了私货，后面执行得再认真也是白费劲。 这种动态政审根本不是排外，是要透明。有海外经历不可怕，怕的是藏着掖着，不敢把利益关系摆到台面上。就像法官审案要回避亲属一样，立法者要是跟某类资本、某个海外机构有牵连，主动说清楚、避避开，大家反而更信任。 现在咱们的立法领域确实有盲区，有些法规要么超越权限，要么互相冲突，还有的悄悄给部门增权、跟民争利，说到底就是对立法参与者的监督没跟上，没能及时发现那些隐藏的利益链条。 现在全球竞争早就变成“谁写规则谁赢”的游戏了，欧美都在靠标准抢话语权，欧盟用碳边境调节机制把自己的标准变成贸易规则，美国靠企业主导搞数据霸权，他们比谁都清楚规则的力量。 咱们这些年好不容易在高铁、新能源车这些领域搞出了优势，也开始牵头制定国际标准了，要是因为立法环节的漏洞，被别人用“国际标准”的幌子掐住命门，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 卢麒元先生的主张其实就是给制定规则的人立规矩，这太有必要了。立法不是技术活，是战略活，得先保证写规矩的人站在国家和老百姓这边。 那种一次政审管终身的模式，就像守门员上场前测了体温，比赛时却没人盯着他是不是在给对方传球，太危险了。 真正有担当、有信念的立法者，根本不怕查，怕查的都是心里有鬼的人，怕自己跟外部势力勾连的事儿露馅。 说到底，防范立法渗透不是一句空话，得从这两件事下手：一是别盲目迷信“国际标准”，更不能搞“优先”，咱们得有自己的主心骨，结合国情用标准，更要主动去争标准的制定权；二是把立法者的审查抓实在，每次参与都得过一遍筛子，把利益冲突、立场问题都挡在门外。 立法透明了，制定规则的人干净了，法律才能真正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国家才能在全球的规则博弈中站得住脚。 这不是小题大做，是真的到了该给立法权扎紧篱笆的时候了，再不当回事，真要被别人用咱们自己立的规矩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