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林巧稚忙着坐诊，婉拒开国大典，还让市委书记彭真吃了闭门羹。20年后，彭真成了“黑帮头子”，下放到产房叠尿布的林巧稚，一句话救了他女儿的命，更因这句话，瞒着家属给一个女人做了绝育手术。 一九八三年春天，协和医院的走廊灯发白。 老人躺在病床上，眼睛已经闭上，胸口一起一伏，嘴里还在磨：“快……产钳……快拿产钳来……”值班护士对这一幕不陌生，这就是林巧稚，糊涂的时候想的也还是产房。 一辈子她接生了五万多名新生儿，被叫成“万婴之母”。 终身未婚，没有儿女，别人打趣她忙着给别人家当妈，她听过，笑一笑，又钻回病房。 这条路的开头有点偶然。 一九一一年，厦门女子师范里，外国教务长“凌姑娘”看她做实验、做针线，盯着那双手说，你这手，将来适合拿手术刀。这句话在她心里慢慢扎根。 一九二一年，她和女伴去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考试。 英文是她的强项，试卷做到一半，监考老师接到消息，隔壁考场考生晕倒，需要人过去看。老师走不开，只能托她，她放下笔就跑，回来时卷子已经被收走。 出考场时，她只说一句，这回是没缘分了。 不久，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监考老师写了报告，觉得这个姑娘先顾人命、后顾分数，是当医生的料。她就这样进了协和，一九二九年拿到毕业生最高荣誉“文海奖”，被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那会儿科室里女大夫只有她一个。 病人很快用脚投票。 走廊里排队看病的妇女，宁可多等，也要挂“林大夫”的号。 她翻病例，看报表：当时国内产妇死亡率百分之一点七六，新生儿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不少命死在本来能防住的感染和破伤风上。 她认定，既然站在这儿，就得往最危险的地方顶。 战火烧到北平，她不是没有别的路。 平津战役紧的时候，老同学卢致德从南京来信，当时已经在给蒋介石看病，说时局难料，愿意帮她安排到南京。 她读完信，把纸折好塞进抽屉，每天照旧在协和楼里上上下下。 一九四九年秋天，红色请柬送进协和，邀请她参加开国大典。 她把请柬放到一边，十月一日照常在病房。 广场上礼炮震耳，她那一层楼里，是产妇的呻吟和新生儿的啼哭。 忙到晚上，她看一眼桌角的请柬，只低声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转身又去查房。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有一次亲自上门，想请她露面。那天她在手术台前，门口护士拦着说“林大夫没空”，书记在外头站了一会，只好离开。 后来别人当笑话讲，她自己只摆手，说医生的时间要用在病人身上。 一九六六年，协和墙上挂满大字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扣到她头上，办公室门口被写上“别了，协和祖师婆”。她被调去产房叠尿布、打杂，原先那些头衔一下子全没了，只剩一双手还在忙。 那几年，身边很多人境遇更惨。细菌学家谢少文工资被停发，一家人每月只有十五块钱。她悄悄塞去一个信封，封面写着：“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彭真一家更是跌到谷底。他和妻子被关进监狱，孩子被赶出家门，挤在一间汽车房里，附近的人看见就躲。 一天，长女傅彦在菜场买菜，低着头挑菜。 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忽然上前，一把把她搂住：“好吗？彦彦，好吗？”她抬头，看见是协和的林大夫，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在那种谁都怕沾边的年月，这个拥抱算得上冒险。 有人替她捏一把汗，她只是回一句：“我是大夫，大夫有大夫的道德。” 她在手术台上也一样倔。有一位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女儿，为了要个男孩，又一次怀孕。长期劳累把身子拖垮，这次生产迟迟不开指，胎心一点点往下掉。 林巧稚马上决定剖宫产，孩子抱出来，是个男婴。 她看着产妇苍白的脸，心里有数，这个女人再折腾，很可能熬不过下一次。 手术还没结束，她自作主张，为这位母亲结扎了输卵管，没有和家属商量。 孩子父亲抱着儿子在病房里转圈，嘴上嚷着“再生一个”，她当场冷脸：“你当你老婆是机器？她还有命要顾。”她常说，医生面对的不是零件，是一个个活人。 日常工作里，她一样抠细节。病历写得密密麻麻，中英文对照。 值夜班的医生遇到棘手情况，哪怕半夜两三点，也要给她打电话。亲友劝她年纪大了，该歇一歇，她挥挥手，说老骨头还能扛。 一九八三年，她终究扛不住，倒在协和医院。 昏迷前一天，还接生了六个孩子。遗嘱里，她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三万元留给协和托儿所。 骨灰被带回鼓浪屿，撒进海里，很快被浪花吞没。 后来人提起她，爱讲她拒绝开国大典，也讲她在菜场抱住“黑帮头子”的女儿，还会提起那台悄悄做了结扎的手术。 这些片段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宁肯守着病房、也不肯离开病人的林巧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