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高级研究员陈平教授认为，必须把西方价值观的俘虏清除出干部和教授队伍。 干部队伍是政策执行的核心，手里攥着治理方向和资源调配的权力，他们的思想方向直接关系到发展路线走得对不对；教授队伍则管着教育和学术，既要培养下一代，又要构建咱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他们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年轻人的认知和学术领域的话语权，这两块阵地要是出了问题，影响的是根本。 再说说所谓“西方价值观的俘虏”到底指什么，这可不是说接触过西方思想就算，而是那些把英美主导的价值观当成绝对真理，甚至用这套东西来否定咱们自己的制度和实践的人。 陈平教授一直强调，很多人把西方片面等同于英美，把英美那套经济学说、治理模式奉为圭臬，却看不到这些东西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实践局限。这种“俘虏”心态的问题在于，它会让人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发展，最终可能把路走偏。 先看干部队伍里的情况。现在有些干部接受的培训存在误区，比如盲目去一些宣扬英美模式的国外院校学习，把那边的治理经验直接当成模板往国内套，却忘了咱们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跟人家完全不同。 这些被俘虏的干部，在做决策时容易迷信西方的自由化、私有化那一套，忽视政府在宏观调控、民生保障里的关键作用，甚至可能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 更严重的是，干部掌握着政策导向，要是被西方价值观牵着走，就可能在意识形态、经济安全这些关键领域失守，毕竟干部的思想偏差会直接转化为行动偏差，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再看教授队伍的问题就更突出了。这些年学界的评价体系很多是照搬英美的，比如用西方杂志的排名来衡量学术水平，逼着教授们去迎合英美的话语体系。 久而久之，一些教授就成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声筒”，把英美主流的理论当成唯一正确的学说，反而把咱们自己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当成“异端”，甚至用“华盛顿共识”那套东西来批判中国的发展模式。 这样一来，学术阵地就被西方价值观渗透了，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容易形成“西方什么都好”的认知，丢掉对自己文化和制度的自信。 更关键的是，教授本该是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主力，要是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俘虏，咱们的学术话语权就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没法为自己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还有个深层原因是，西方价值观的俘虏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被俘虏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与国际接轨”，是在追求“先进”，但实际上是掉进了别人设定的话语陷阱里。 陈平教授早就指出，英美主流经济学其实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什么普适的科学规律，但这些俘虏却把它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干部队伍里影响决策，在教授队伍里误导学术，长此以往，就会动摇咱们的制度根基和意识形态安全。 干部和教授这两个群体不是孤立的，他们之间还会相互影响。教授队伍里的俘虏会通过教育把西方价值观传递给未来的干部和社会精英，而干部队伍里的俘虏又会通过政策支持强化西方话语的地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要是不把这些俘虏清除出去，这种循环就会持续下去，咱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可能被带偏，甚至失去自主发展的能力。 说到底，清除这些俘虏不是要封闭自己，不是要拒绝所有西方的东西，而是要清除那种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心态，守住咱们自己的立场和根基。 干部队伍得保持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教授队伍得立足中国实践搞研究、育人才，只有这样，咱们的发展才不会受西方价值观的干扰，才能真正走稳自己的路，这也是为啥陈平教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本质上是为了守护咱们的发展根基和意识形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