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国家灭亡的，从来不是好战，而是该打的仗不敢打。 如果在当下的国际舆论场里随便抓一个人问：战争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恐怕都是毁灭、衰败和死亡。甚至古人都有一句老生常谈叫“国虽大，好战必亡”。 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因为它只有一半是真理。真正把国家拖入坟墓的，往往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当你手里握着刀，却因为怯懦不敢把它拔出来。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齐国就用一场憋屈的灭亡印证了这个道理。作为战国七雄之一，齐国坐拥八百年基业，疆域辽阔、百姓富足，在乱世中安稳了四十多年。 可这份太平，全是靠“躲事”躲来的。当秦国大军攻打其他五国时，齐国始终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隔岸观火，不仅不派兵援助，连赵国危急时刻求借粮草都狠心拒绝。 谋臣苦劝“唇亡齿寒”，齐王建却偏要当“鸵鸟”，把头埋进和平的沙子里不愿面对现实。等到五国相继覆灭，秦军兵临城下时，这个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大国，连一场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开城投降。 最终，齐王建被流放到荒僻的松柏林里，活活饿死，八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他不是败在兵力不足，而是败在不敢一战的懦弱。 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个道理，《司马法》里除了“国虽大，好战必亡”，还紧跟着一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春秋时期的徐偃王，一心以仁义治国，厌恶武力、废弃军备，结果楚国大军压境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束手就擒；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把军事警报当儿戏，等到犬戎真的来袭，再举烽火却无人响应，最终身死国灭。 这些历史悲剧反复说明，战争从来不是靠逃避就能消失的，放弃抵抗、搁置武力，只会让敌人更加肆无忌惮，让自己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近代中国的一段屈辱历史，更是把这种怯懦的代价刻进了民族记忆里。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面对侵略，国民政府却下达了“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把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大义之上。结果短短四个多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尽数沦陷，数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中华民族付出了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才最终赢得抗战胜利。 这段历史让我们深刻明白，对侵略者的退让妥协，从来换不来和平，只会让战火蔓延得更广、灾难来得更重。 当然，我们反对的不是“避战”，而是“不敢战”。避战是审时度势的智慧，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而不敢战是骨子里的怯懦，是放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投降。 就像《司马法》强调的，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从来不是随意动兵，也不会放弃武备。军队可以百年不用，但绝不能一日无备；战争可以尽量避免，但绝不能丧失战斗的勇气。 今天的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不用再直面枪林弹雨，但“忘战必危”的警示永远不能丢。那些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的麻痹思想，那些认为“凡事都能靠谈判解决”的天真想法，都是隐藏的危险。 一个国家的底气，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更在于面对挑衅时敢于亮剑的勇气和实力。只有牢记历史教训，不丢血性、不忘备战，才能守住来之不易的和平，让国家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