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80多位日本议员聚在小泽一郎家中，小泽一郎发言说：“中日关系恶化，是2026年日本最大的考验。作为在野党，我们必须要给高市早苗压力，否则在野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这次80多位议员跨党派聚在一起，绝对不是偶然，小泽一郎是日本政坛的“常青树”，早在1993年就出版过《日本改造计划》，提出要让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他的政治影响力能跨越党派界限。 参与聚会的议员，涵盖了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主要在野党，甚至还有部分自民党内部对高市路线不满的人。这么大规模的跨党派联动，足以说明中日关系恶化已经成了日本政坛的共识性焦虑，不是某一个党派的政治炒作。 小泽一郎说的“中日关系恶化”，是有明确事实依据的，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就是高市早苗内阁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强硬对华举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接着接任日本首相，这位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上台，本身就意味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在加速。 2025年11月，高市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番错误言论直接让中日关系紧张升级。 更让人警惕的是，她在APEC会议期间和中国台湾当局人员见了面，还在社交媒体上高调炒作，这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央视《新闻联播》连续3次对她发出警告，G20峰会期间中方也明确表示不会会见高市，两国高层交往彻底陷入停滞。 除了在涉台问题上发表挑衅言论，高市内阁的经济安保政策和外交路线，也一直在加剧中日关系的裂痕。 高市以前当过日本经济安保大臣，上台后就全力推动以“安全优先”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还在筹备建立一个以美国CFIUS为蓝本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想通过强化投资安全审查，限制技术和数据流向中国。 这种对华“去风险”甚至“脱钩”的倾向，严重冲击了中日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要知道，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也是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日本的家电、农产品、化肥原料等很多品类，都高度依赖对华贸易，而中国还是日本半导体设备的最大出口市场。 2025年11月的数据已经显现出影响，日本汽车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6.3%，中国游客赴日数量环比下降21.4%，三越伊势丹等大型百货店的免税销售额也下降了大约两成。野村综合研究所预测，这种负面影响会在2026年进一步扩大，直接拖累日本的经济复苏。 高市内阁的右倾路线还体现在安全战略上，2025年11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里面全是对中国的抹黑和不实指控，刻意放大“中国威胁论”，甚至荒唐地猜测“台海有事时，美俄可能联手牵制中国”。 这份报告的核心目的，就是为日本增加军事预算、推进军力扩张找借口。这种刻意制造对立的做法，不光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还让日本面临外交孤立的风险。 这也是小泽一郎强调“中日关系恶化是2026年最大考验”的关键原因，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区域安全局势复杂的2026年，日本本该依托中日经贸合作的韧性稳定经济，而不是主动挑起外交对抗，消耗自己的发展根基。 小泽一郎呼吁“给高市早苗施压”，背后还有日本国内政治博弈的深层逻辑。2025年6月日本政府已经确定，2026年7月20日要举行参议院选举，这次选举要争夺125个议席。 当前执政党在众议院已经是少数，能不能在参议院维持过半数议席，直接决定高市内阁能不能继续执政。在野党这时候聚焦中日关系议题，一方面是抓住高市外交政策的明显失误，想通过民意施压，扭转当前的外交困局。 另一方面也是为参议院选举做准备，毕竟中日关系恶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已经传到了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物价上涨、旅游业受挫等问题，让民众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慢慢下滑。在野党希望借着这个话题凝聚民意，打破执政党对政权的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也不是没人意识到对华强硬路线的危害，有分析指出，日本社会内部希望用“实质撤回”的说法，为高市言论引发的中日关系恶化止损。 毕竟2025年3月，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还达成了20项重要共识，涵盖绿色发展、供应链合作等多个领域，中日经贸的互补性并没有消失。强行推动“脱钩”，只会让日本经济界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小泽一郎的发言，正是顺应了这种国内的理性声音，他想以在野党的监督职责，倒逼高市内阁调整对华政策，避免中日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 2026年的日本，正面临外交和内政的双重考验。高市早苗内阁如果继续坚持右翼强硬路线，不光会让中日关系陷入更深的僵局，还可能导致日本在区域合作中被边缘化，拖累经济复苏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