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1952年的北京秋日，阳光把琉璃厂的青石板晒得暖融融的。史树青揣着个布包，慢悠悠地在胡同里晃——包里是刚收来的两枚明代铜钱，沾着点泥土，却透着温润的包浆。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教授，他最大的乐事就是在这些烟火气里“淘宝”，裤脚总沾着灰，布鞋磨得发亮，眼神却比谁都亮。 转过一个拐角，胡同口蹲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子，面前摆着块旧木板，上面摊着几幅卷着的字画，风一吹，纸角簌簌地响。“先生看看？家里老人留下的，换点钱给孩子看病。”女子声音发涩，手里还攥着块干硬的窝头。 史树青本想走，目光却被最底下那幅画勾住了。画轴缠着旧麻绳，看着不起眼，露出的一角却透着暗沉的朱砂色。他蹲下身，指尖捏着画轴边缘轻轻一挑，“哗啦”一声，画在木板上铺开——绢本泛黄，却能看出细密的织纹，上面画着个穿皮袍的男子，眉眼锐利如鹰，腰间悬着弯刀，背景是起伏的草原，笔触沉郁，带着股苍茫气。 “这画……”史树青的手指突然顿住，呼吸都屏住了。他研究元史多年，见过无数仿品，可这画里的细节太特别：男子的皮袍边缘绣着狼头纹样，腰间的蹀躞带上挂着枚金符，正是元代皇室特有的“虎头金牌”。更奇的是笔触，看似粗犷，衣褶处却藏着极细腻的晕染，带着典型的“院体”风格，绝不是民间画匠能仿的。 “多少钱？”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常，指尖却在微微发颤。 女子抬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画，小声说：“您给……给三块钱就行，够买两副退烧药的。” 史树青赶紧从兜里摸出三张纸币，塞到女子手里，小心翼翼地把画卷好，揣进布包最里层，像是捧着块烫手的烙铁。转身往回走时，他脚步都有些飘，满脑子都是画中男子的眉眼——那神态，那气度，太像史料里记载的成吉思汗了。可成吉思汗不是立下“四不”遗嘱，不许画像吗？ 回到家，史树青关起门，把画铺在书桌上，就着台灯一点点细看。他用放大镜瞅绢本的纤维，对着阳光看墨色的层次，甚至翻出《元史》里的服饰记载比对。越看心越跳：这画的绢本是元代特有的“库绢”，墨里掺了麝香和朱砂，是宫廷画师常用的技法，尤其是男子耳后的那道小疤，竟与波斯史料里提到的“成吉思汗少年时被异母弟所伤”的记载对上了。 “难道是……”他猛地拍了下桌子，差点碰倒墨水瓶。或许是元代中后期，朝廷为了彰显先祖功绩，悄悄命画师根据传闻绘制的？毕竟成吉思汗的“四不”遗嘱，到了后世难免松动。 1962年，史树青把这幅画捐给了国家博物馆。专家组鉴定时，连见惯了珍宝的老馆长都激动得手抖：“没错！是元代的！你看这笔触，这绢本，假不了！” 开馆那天，这幅成吉思汗画像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玻璃展柜里，泛黄的绢本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画中草原的风仿佛还在吹。史树青站在展柜前，想起十年前那个胡同口的秋日，想起那三块钱换来的震撼，突然觉得，那些埋在民间的宝贝，就像散落在尘埃里的星星，总得有人弯下腰，才能让它们重新发光。 而这幅打破“四不”遗嘱的画像，就这么静静立在那里，诉说着八百年前的传奇，也记下了一个教授在胡同里的偶然发现——历史的巧合，有时就藏在这不经意的一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