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十大将的工资待遇，为啥各有不同？ 一九五五年的北京，风还带着点土腥味，怀仁堂里却亮得晃眼。 台上十位大将排成一排，军装一水儿笔挺，胸口的勋章一块挨着一块。对外只说一句“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军衔”，体面、庄重，听着像一个整齐的句子。 真正细一点看，句子后头还有小字：这十个人，工资不一样，级别也不一样。 那几年部队里有一套细得要命的分法，把十大将切成“四级三档两类待遇”。 文件摊开，格子一行一行，名字往里一填，热闹的怀仁堂立刻多了点算盘味道。 军委委员级这一格里，放着六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名字：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打仗的、搞政工的、管海军的，各管一摊，谁身上随便拎出一段战史都够讲一晚上的，在军队评级里，被统一归到军委委员级，算是主心骨的那一级。 格子往上走一层，是行政三级。 这里只有一个人，张云逸。这个名字往那一摆，多少人心里都得点点头。年轻时就卷进黄花岗起义，后来在红军里干过红七军军长，又在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当过副参谋长。 抗日战争几年，在新四军当过参谋长，又当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他挂的是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牌子。 几十年南来北往，枪林弹雨里穿来穿去，身上竟然没挨过一枪一弹，同事看着都说他是个“福将”。这么一算资历，行政三级、元帅待遇，也就更好理解。 行政四级那一栏里，是罗瑞卿和王树声。 两个人的履历也不短，从早期的游击战争一路打到全国解放，一个长期和保卫、公安、军队日常工作打交道，一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带兵打仗，都扛过不小的担子。 比起行政三级略低一格，却仍然站在高位上。 再往下，是行政五级，只有许光达一个名字。要是只看这一行，有人可能以为他资历不够、战功不够，其实恰恰相反。 组织在评衔时，给出的标准并不低，他自己却总往后缩，一遍遍提出“让衔”，觉得自己不该拿太高的级别。军衔没有退成，落到了大将这一档，他索性把主意动到待遇上，主动要求降低行政级别，把行政五级这一格硬生生坐实。 级别划好了，工资的账也得跟上。三档工资，把十个人再拉出层次。 行政三级的张云逸，是最高一档，等于是十大将里工资最高的那位。 站在这档上的，不光是待遇，还有一整段从晚清末年打到新中国成立的经历，是一代老资格革命者的缩影。 中间那一档人最多，军委委员级的六位大将，加上行政四级的罗瑞卿、王树声，八个人并在一档。战功有侧重，岗位各不相同，最后落在工资条上，数字拉得差不多。 这种“往一块儿捆”的做法，有点像把不同形状的砖石围成一堵墙，不追求每块都显眼，却要整体看着顺眼。 最低一档只剩许光达，行政五级，对应的就是最后一档的工资。请求降低待遇这件事，他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一步一步落实，连工资档也主动往下挪。拿钱少一点，心里反倒更踏实，这种拎得清，在当时的军队里很扎眼。 说是工资有高低，落到生活上，差距又被压得很细。 两类待遇里，真正拉开距离的，一端是数字，一端是个别人的选择。 十位大将的日常出行、配车标准总体差不多：出差坐火车，九个人的列车会加挂专门的公务车厢，方便办公，也方便保密。只有许光达，坚持不用这套规格，出行时选择火车软席包厢。软席不算苦，却明显比专用车厢“低一头”，他就要这个“低一头”。 住房标准也做了区分，却没摆成天壤之别。 张云逸因为行政三级、享受元帅待遇，房子确实比战友们宽敞一点、规制高一点，在十大将中算是“抬高半头”。其他几位大将的住房，大体在一个水平线上，有差异，但不夸张，更多是一种等级上的标识，而不是生活上的鸿沟。 这一整套“四级三档两类待遇”，看上去是冷冰冰的表格，实际写进去的是两样东西。 一样是制度：功劳、资历、岗位，都要有个说法，得有人站在更高的一格，也得有人安稳在中间的一档，军队的层次和秩序靠这个撑着。另一样是人心：有人被推到高位上，扛起的是一身声望和责任；有人主动往下挪，把档次、待遇往低里放，把“自己别占便宜”当成一条底线。 怀仁堂的灯光早就换过一茬又一茬，文件里的那些数字却还在。 十个名字、四个级别、三个档次、两类待遇，并排摆开，不止是历史课本上的一页背景材料，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一代军人怎么看待功劳，怎么看待钱，怎么看待“该不该多拿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