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洒度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凭借这块金字招牌，在秋收起义时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核心军事主官之一。 毛主席担任起义部队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主抓战略决策，第一师师长余洒度负责前线军事指挥。 起义之初，余洒度非常草率地把平江土匪武装首领邱国轩所部收编为第一师第四团，纳入第一路作战序列。 毛主席提醒他“土匪武装反复无常，要严加防范、做好思想改造”，他反而认为毛主席不懂军事、过度谨慎，执意要安排邱国轩担任起义部队前卫。 9月11日，第一路部队向平江进发时，邱国轩突然倒戈，从背后偷袭工农革命军主力，导致部队损失过半，第一路作战彻底失败。整个5000余人的起义部队，迅速锐减至2000人，会攻长沙的计划就此落空。 起义遭遇失败后，余洒度非但没有反省自己草率收编的责任，反而甩锅给毛主席，指责毛主席战略部署不周。 9月19日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毛主席根据形势，清醒地提出，放弃攻打长沙，向湘赣边界农村山区转移，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带保存革命火种。 余洒度依仗自己是黄埔二期出身，蔑视没有正规军事履历的毛主席，嘲讽毛主席的主张是“逃跑主义”，坚持要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指令。还当场质疑毛主席不懂军事，无权指挥部队，部分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纷纷附和余洒度。 关键时刻，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力挺毛主席，才使多数前敌委员会委员同意了毛主席的主张。 9月20日清晨，毛主席向全体指战员作转兵动员时，余洒度全程不配合，还私下煽动部分军官“不愿进山的跟我走”，暗戳戳地拉部队后腿。 在接下来部队南下转战湘赣边界的十余天中，余洒度对毛主席的前委决策阳奉阴违，多次越权指挥，尤其是9月25日，部队在芦溪山口遭遇敌军伏击时，毛主席下令前卫部队抢占高地，后卫部队有序突围时，余洒度拒不执行命令，还擅自改变行军路线，导致部队陷入敌军包围。 总指挥卢德铭不得不率部折返阻击敌军，为大部队突围争取时间，不幸中弹牺牲。余洒度对卢德铭的牺牲毫无愧意，还抢着要担任卢德铭总指挥的职务，公然向毛主席索要军事指挥权。 毛主席率部打下莲花县城，余洒度擅自放走恶贯满盈的敌保安队长李成荫，李成荫立即向敌军通风报信，害得部队险些再次被敌军包围。 毛主席为此事严厉批评余洒度，余洒度强词夺理，反过来指责毛主席小题大做，不知道笼络地方势力。 在行军途中，余洒度对部队里打骂士兵、官兵不平等的现象视而不见，毛主席要他整顿军纪，他指责毛主席小题大做、动摇军心。实际上，他自己才真正动摇军心，不停在战士面前抱怨，革命前途渺茫，跟着毛泽东钻山沟没有出路。 毛主席为挽救这支军心溃散的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彻底整编，整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缩编部队，鉴于余洒度一路上的恶劣表现，毛主席果断决定免去他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把他编入军官队担任一般干部，但保留了他前委委员的身份。 此举彻底激怒了余洒度，他认为是毛主席刻意打压他，对毛主席恨之入骨。公开在军官队诋毁毛主席的改编政策，煽动部分失意军官对前委决策的不满情绪。 三湾改编后，部队在继续向宁冈行进途中，余洒度暗中联络同样对革命悲观失望的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准备伺机脱离部队。 10月中旬，部队抵达湖南酃县水口村时，余洒度以“向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工作”为由，伙同苏先骏脱离部队，自此脱离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 余洒度抵达长沙，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时，歪曲事实，把秋收起义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毛主席。随后，他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报告，刻意抹黑毛主席，而隐瞒自己指挥失当的事实。 在上海期间，余洒度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以及革命的艰难处境，内心对革命的信仰彻底崩塌，于1929年10月正式宣布脱离共产党。 1931年11月，余洒度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立即选择投靠蒋介石。很讽刺的是，即便投进国民党的怀抱，他也没得好下场。 1933年，余洒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对此，他还是不满足，为了过上奢侈生活，他竟然利用职权贩卖毒品。 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下令将余洒度枪决。 21年后，当初在余洒度指挥下的第一师师部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光荣地被授予元帅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