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末期刘展叛乱导致的战火，已经让江南各地受损严重。 代宗刚即位不久，浙东人袁晁又于唐兴县起兵，数月内就聚集了二十余万人。 先后占据江东十州，拿下大唐仅剩的财税之地，并改元“宝胜”，企图与大唐分庭抗礼。 而此时，各地叛军依旧有很强大的势力，纷纷拥兵自重。 唐代宗想要平叛，却无兵可用，堂堂大唐天子，能指挥的兵马也仅有数万人罢了。 内部叛军四起不说，外部还面临回纥和吐蕃的压力。 回纥和吐蕃是少数几个最强异族政权之一，他们和南诏联合，企图趁唐朝羸弱之际，一举消灭大唐。 袁晁的起兵，从不是突发叛乱，而是江南百姓被逼到绝境的绝地反抗。 刘展叛乱席卷江南，唐军与叛军反复厮杀，农田尽毁，粮仓被焚，百姓流离失所。官府不思体恤，反倒加倍征收赋税筹军饷，浙东百姓要么饿死，要么被抓壮丁，活下去的路彻底被堵死。 袁晁本是浙东小吏，常年接触底层百姓，亲眼见乡亲们走投无路。他无显赫家世，无重兵在手，只凭振臂一呼，便聚起二十万人，这不是武力威慑，实打实是民心所向。 这二十万兵马，多是农民、渔民和流民，无正规训练，无精良武器，却凭着求生欲攻下江东十州。没人敢轻看这支队伍，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大唐底层最极致的绝望。 江东十州，是彼时大唐的命脉根基。 安史之乱后，北方中原沦为战场，长安、洛阳两度失守，大唐的赋税粮草，几乎全靠江南供给。这里是朝廷仅剩的财赋重地，是大唐续命的根本，袁晁占据此地，等于掐住了代宗的咽喉。 袁晁敢改元“宝胜”，更是公然与大唐分庭抗礼，摆明要另立政权。消息传至长安，代宗又怒又急，却只能颓然落座，满心焦灼却毫无办法。 他能直接调遣的兵马，确实只有数万人。 这些兵马是安史之乱残存的中央禁军，战力参差不齐，既要镇守长安，又要防备北方异族，根本抽不出足够兵力南下。大唐精锐，要么损耗殆尽，要么被藩镇掌控，成了他们拥兵自重的资本。 各地藩镇节度使，早已不听朝廷调遣。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暴涨，手握兵权与地方财税，名义上是唐臣，实则是独立小政权。代宗下旨令他们平叛，要么找借口推脱，要么索要巨额粮草，甚至有人暗中观望，坐等大唐与袁晁两败俱伤。 代宗心知藩镇是最大隐患，可内忧外患之下，他不敢得罪，只能许以高官厚禄安抚，这份帝王的无奈，无人能懂。 内部乱局未平，外部威胁已直逼家门，回纥与吐蕃的联手，险些让大唐覆灭。 回纥曾助大唐平叛，却借机烧杀抢掠、勒索巨额财富。代宗即位后，回纥贪念更甚，屡次袭扰边境，稍有不满便扬言南下，朝廷只能忍气吞声满足其要求。 吐蕃野心更大，一直觊觎大唐疆土，趁大唐兵力空虚，率大军东进，连下河西、陇右数十州，兵锋直指长安，甚至一度攻破外城，代宗被迫出逃陕州，颜面尽失。 更致命的是，吐蕃联合南诏南北夹击，南诏牵制大唐西南兵力，让代宗腹背受敌，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应对一方威胁，大唐彻底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代宗绝非昏庸帝王，他接手的，是肃宗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他清楚江南一失，大唐便彻底断了续命之路，哪怕手里兵少，也必须硬着头皮平叛。走投无路时，他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头号功臣李光弼身上。 李光弼接旨后即刻南下，他深知袁晁二十万大军虽多，却是乌合之众，缺乏训练与补给，百姓也并非真心反唐，只是被逼无奈。 李光弼抵达江南，没有急于开战，先安抚百姓，废除浙东苛捐杂税，承诺归降者既往不咎。这一招直击要害，百姓听闻朝廷体恤民生，纷纷放下武器主动归降，叛军数月间溃散大半。 失去民心支撑的袁晁残部，粮草不济战力大跌，李光弼趁机围剿，接连收复州县，袁晁节节败退，最终在台州被俘，叛乱就此平定。 江南财赋重地失而复得，代宗终于松了口气，可大唐的危机，并未就此解除。 江南历经两次战乱，民生凋敝至极，良田荒芜、人口锐减，财税收入大减，大唐经济依旧濒临崩溃。藩镇见朝廷平叛成功，表面臣服，实则更加警惕，拥兵自重的局面丝毫未改。 外部的威胁也从未消失，回纥年年勒索，吐蕃袭扰不断，南诏也屡屡挑起西南战事，代宗只能一面休养生息，一面派兵防守，疲于应对。 有人诟病代宗无能，未能重振盛唐雄风，却忽略了他即位时的绝境。 袁晁也并非纯粹的叛贼，他的起兵是百姓对苛政的反抗，是大唐统治腐朽的必然结果。他的失败，源于队伍缺乏统一指挥与长远谋划，更源于百姓终究渴望安稳，不愿长久颠沛。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早已不复盛唐荣光。藩镇割据、异族入侵、民生困苦，种种问题交织，注定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命运。代宗的努力，不过是延缓了王朝灭亡，却改变不了历史趋势。 这场叛乱更印证，王朝兴衰从不在一人一事，而在底层民生。百姓安居乐业，王朝方能长治久安；百姓走投无路，再强的王朝，也终将走向衰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