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11师师长杨伯涛住进了武汉原德租界的一栋二层小楼，当时他家分配了一辆福特汽车、一辆吉普车，各配司机驾驶保管，另有随从副官一人，男女用人各一，以及厨师等。 杨伯涛是胡琏一手带出来的。，在陈诚的那个“土木系”大圈子里，胡琏和黄维虽然都是陈诚的心头肉，但这两人性格迥异。胡琏狡猾如狐，打仗鬼点子多；黄维呢，人称“书呆子”，教书是一把好手，打仗却讲究个一板一眼，甚至有点死脑筋。 杨伯涛夹在中间，立场很鲜明：他站胡琏。 这梁子，其实在淮海战役之前就结下了，但真正爆发，还是在战败之后。杨伯涛那句流传甚广的评价——“黄维是个外行”，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气话，那是他在血雨腥风里攒出来的实战经验，碰上了黄维的教条主义后，崩出来的火星子。 咱们得回过头去看看杨伯涛的底气在哪。凭什么他一个学弟敢这么埋汰学长？ 底气就在1945年的湘西雪峰山战役。 那时候，杨伯涛带着第11师，那装备，那是真叫一个富裕。全副美械，刚在印度兰姆伽或者是国内接受过美式训练。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咱们的士兵手里拿的不再是老套筒，而是汤姆逊冲锋枪，天上飞的是中美混合团的战机，还有专门的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跟着。 在雪峰山战役里，杨伯涛打得那是相当漂亮。 当时日军为了夺取芷江机场，那是下了血本的。但杨伯涛的第11师，也就是那时候的第18军主力，没有硬碰硬地去跟日本人拼消耗，而是玩了个“侧击”。 根据杨伯涛后来的回忆，他们当时的战术非常灵活。在进攻山门镇的时候，刚好碰上日军的一个辎重联队和一个步兵联队。这要是换了以前的国军，可能还得掂量掂量，但这时候的第11师，那是“降维打击”。 有个细节特别有画面感：日本人还想玩老一套，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这就冲上来了，准备搞白刃战，展示一下武士道精神。结果呢？杨伯涛的兵，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七步之内，冲锋枪就是真理。 这根本不是战斗，这就是屠杀。那个日军联队还没摆好阵型，就被打懵了。杨伯涛后来回忆说，当时美军顾问看到抓了60多个日本俘虏，都稀奇得不得了，还拿着美钞跟士兵换缴获的日本军票留作纪念。 这场仗，杨伯涛把美械装备的火力优势和灵活的战术穿插结合得天衣无缝。他懂得利用空军优势，懂得迂回包抄，懂得在此消彼长的时候痛打落水狗。 这就是实战派的自信。 反观黄维呢？ 到了1948年，组建第12兵团的时候，本来胡琏的呼声最高，杨伯涛也以为老长官胡琏当司令，自己顺理成章接任18军军长。结果老蒋为了平衡白崇禧，把已经离开一线指挥岗位很久的黄维给派来了。 黄维一来，那个书生气就上来了。 在双堆集被围之前，杨伯涛是提过建议的。他主张在蒙城那一带，依托地形，收缩兵力，搞防御战。这其实就是他在雪峰山玩剩下的那套——利用火力优势，构筑纵深阵地，消耗敌人。如果按这个打法，中原野战军想一口吃掉12兵团，哪怕能吃下去，牙也得崩掉好几颗。 可黄维不听啊。在黄维眼里，军令如山，上面让进就进，让去救黄百韬就去救，哪怕前面是个口袋阵也要往里钻。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双堆集成了12兵团的坟场。 最让杨伯涛甚至到死都不能释怀的是，在最后突围的关键时刻，黄维的指挥简直是灾难性的。本来大家商量好了一起突围，结果黄维坐着坦克先跑了，把大部队扔在后面乱成一锅粥。 对于杨伯涛这样一个把部队当命根子的将领来说，眼看着自己精心训练、装备精良的18军，因为指挥失误被全歼，这种心痛，比他自己被俘虏还要难受。 所以，当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黄维还要摆老资格，写文章批驳杨伯涛，说他“并未正式任命为军长，只是代行职权”时，杨伯涛心里的那股火彻底压不住了。 这事儿挺讽刺。黄维在乎的是“名分”，是程序正义，即便大家都成了阶下囚，他还要纠正说你杨伯涛当时委任状没下来，你就不算正牌军长。 而杨伯涛在乎的是“实操”，是战场上的生死输赢。在他看来，老子带着部队拼命的时候，你在哪？要不是你瞎指挥，咱们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恩怨，更是国军内部“学院派”与“实战派”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缩影。 杨伯涛后半生写回忆录，写到雪峰山战役时，字里行间都是豪气；写到双堆集时，满纸都是怨气。他回忆自己在雪峰山如何指挥一个团切断日军退路，如何利用美军电台呼叫空袭，那时候的他是意气风发的职业军人。 而那个住在武汉二层小楼里，有司机、有厨师、有副官的杨伯涛，其实在1948年的那个冬天就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看透了派系斗争、看透了瞎指挥、满腹牢骚的改造学员。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如果当时是胡琏指挥12兵团，或者干脆让杨伯涛有更大的话语权，双堆集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历史没有如果，但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痛苦，却让杨伯涛琢磨了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