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山上休息的迫击炮手陈宝柳，忽然发现30多个日军和几个女人，正在不远处的榕树下。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悄悄架起迫击炮。打算给他来一发。 1945年4月的浙南山区，雾气散得比往年早。晌午的日头把山坡晒得发烫，泥土混着松针的气味蒸腾上来，熏得人眼皮发沉。我靠在一截倒木上，军帽往脸上一盖，刚想打个盹，就听见山下飘来几缕说笑。 那声音好像不太对劲！太松快了，带着股子浪荡气，不像是山里赶路的百姓。我心里一紧，猛地掀开帽檐，眯眼往山谷里瞅——离着百十米的老榕树下，三十多个黄皮军正围坐着，刺刀插在地上，枪斜靠在树干上，有几个正扯着嗓子灌酒，酒瓶子往石头上磕得脆响。 更扎眼的是那几个女人。穿的不是粗布褂子，有个还梳着齐耳短发，被一个日军搂着肩膀，正往他嘴里喂罐头。女人的脸瞧不清，可那被迫仰起的脖颈，像被鹰爪攥住的山雀，看得我后槽牙咬得发响。 是鬼子的运输队？不像。没见车马，倒像是扫荡后在这儿歇脚的。我摸了摸身边的迫击炮，炮筒还带着晨露的潮气。这玩意儿是昨晚从鬼子手里缴的，就三发炮弹，原本打算留着打据点，眼下倒成了好机会。 我猫着腰往后退了两步，躲在块巨石后面，手脚麻利地架炮。炮架往土里一摁，铁钎子扎进草根，“咔嗒”一声卡稳当。瞄准镜里，榕树的影子正好落在十字线上，鬼子们还在嬉闹，没人抬头看山上——他们大概觉得，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枪声？ 右手攥住炮栓，掌心的汗把木头柄浸得发潮。我想起上个月牺牲的老乡，一家五口躲在山洞里，还是被这群畜生找着了，最后只找着个没满月的娃，攥着娘的衣角冻成了冰疙瘩。 “狗娘养的。”我咬着牙骂了句，将第一发炮弹填进去。瞄准镜里，那个搂女人的鬼子正举杯大笑，露出黄黑的牙。 “轰！” 炮口的火光晃得我眼一花，耳朵里嗡嗡响。等硝烟散了些，再看——榕树下炸开个土坑，刚才喝酒的地方塌了半截，几个鬼子倒在地上，没倒的正往枪那儿爬，慌得像被踩了尾巴的耗子。 那几个女人尖叫着往树后躲。我心里一揪，第二发炮弹填得慢了些。瞄准镜里，一个鬼子抓着女人的头发往枪跟前拖，女人的指甲在地上抠出两道血痕。 “去你娘的！”第二发炮弹擦着树干炸了。这次准头更足，压在树下的枪全炸飞了，剩下的鬼子没了家伙，跟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有个想往林子里钻，被我从腰间摸出的手榴弹砸中腿，“嗷”地滚在地上。 最后一发炮弹得省着用。我盯着瞄准镜，瞅准剩下那十几个扎堆的鬼子，手指刚要用力，忽然看见那个梳短发的女人猛地推开身边的鬼子，往山坡这边跑。鬼子的枪打响了，子弹嗖嗖地从她头顶飞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炮口偏了半寸。第三发炮弹落在鬼子侧面，土块溅了他们一身，却没伤着要害。可这一下够了——他们以为山上有大部队，连滚带爬地往山谷深处逃，跑最慢的那个被我用步枪撂倒，其余的眨眼就没了影。 山坡下静了。我抱着炮筒往下喊：“别怕，鬼子跑了！” 那几个女人没动，缩在树后直发抖。我扛着枪往下走，到了近前才看清，她们脸上全是泥和泪，那个短发女人胳膊上中了枪，血把半只袖子染得通红。 “你们是……” “我们是被抓来的学生。”她咬着牙说，声音抖得厉害，“从温州一路被他们拖着，好几个姐妹……没挺过来。” 我往地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看见榕树根下还埋着两个麻袋，打开一看，是几具女人的尸首，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稀烂。 太阳往西斜了斜，把影子拉得老长。我把剩下的手榴弹分给她们，教她们怎么拉开保险：“顺着这条路走，翻过三个山头有我们的兵站。别怕，鬼子不敢追了。” 短发女人突然给我鞠了个躬，眼泪掉在地上：“同志，谢谢你。” 我没说话，转身往山上走。迫击炮还架在石头边，炮口对着山谷的方向。风一吹，枪管发出呜呜的响，像在替那些没挺过来的姐妹哭。 那天的夕阳红得发暗，我扛着炮走在山路上，总觉得后背发烫。这三发炮弹，炸得痛快，可炸不掉那些畜生欠下的债。但我知道，多打一炮，就多几个像短发姑娘这样的人，能活着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