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1岁的大汉奸刘雨田被判死刑，百姓纷纷拍手叫好。他却不知恬耻地大喊到：“哈哈值了，反正我这辈子也享受够了。” 刘雨田的罪恶根系深植于扭曲的价值观。出身地主家庭的他，自幼被财富与特权包裹，父母劝其“读书报国”的良言，在他耳中不过是迂腐说教。当家道因抗战爆发中落、零用钱被削减时，这个沉迷声色的纨绔子弟，竟将民族危亡视为“生意场”——日本间谍郑永昌抛来的橄榄枝，成了他通向荣华的捷径。出卖辽宁地形图换取的金银满箱，不仅填满了他的欲壑，更让他在日军阵营中步步高升。甲午战争期间，他亲自为日军策划战略部署，将同胞的鲜血化作自己加官进爵的垫脚石。父亲断绝关系的痛斥、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在他眼中不过是“愚忠”与“升官发财的阶梯”。这种将个人享乐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的逻辑，彻底撕碎了人性底线。 刘雨田的堕落并非偶然。当日军在抗战胜利后弃他如敝履时，他仓皇化名潜逃，靠耕田苟活于乡野——这个细节极具讽刺意味：曾经挥金如土的“人上人”，最终沦为与泥土为伴的农夫。然而，天网恢恢，1951年，一位农夫在田间认出了这位通缉多年的汉奸头目。法院的死刑宣判，不仅是对个人罪恶的审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唤醒。行刑当日，万人围观的场景中，百姓的拍手称快与刘雨田的癫狂大笑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正义的宣泄，后者是罪恶的绝唱。当枪声终结其生命时，血染的黄土终于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刘雨田的案例，折射出特定历史背景下人性的复杂与脆弱。他的堕落，既是个人道德的崩塌，也是时代悲剧的缩影——当民族危亡与个人享乐形成尖锐对立时，选择背叛者往往将“生存哲学”异化为“享乐至上”。然而，历史从未宽容这种逻辑：日军溃败时对他的抛弃，证明卖国求荣者终将被所有阵营唾弃；而新中国成立后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则彰显了民族记忆对罪恶的零容忍。刘雨田临刑前的狂笑，或许是对自己“享乐人生”的扭曲自慰，但枪声响起时，他终究成了民族伤疤上最刺眼的血痂——提醒后人：任何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的“享乐”，终将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