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1948年初春的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领导的搜捕网络密布全城，中共地下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地下工作者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隐蔽交流系统。 李维嘉作为川西地下武装负责人，肩负着收集情报、组织武装力量的重任，他当天的接头对象是刚从延安派来的联络员，传递的是关于川西起义准备工作的最新指示，接头地点选在嘉陵江边的一处茶楼，这里靠近码头，人流复杂，便于隐蔽和撤离。 按照地下工作纪律，李维嘉在接头后采取了“迂回行进”的方式返回住所——先乘渡轮过江，再换乘两次黄包车，最后步行穿过几条小巷。 这套复杂的路线是地下工作者的基本生存技能，目的就是确认没有“尾巴”跟踪。 当他接近住所时，发现巷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这在普通居民区极不寻常，更让他警觉的是，自家门前站着两个穿着便衣但举止僵硬的男人，他们的站姿和视线方向暴露了特务身份，就在他犹豫是否立即撤离时，邻家杂货铺门口那个经常见面的姑娘出现了。 地下工作绝非单打独斗，而是建立在广泛的群众支持网络之上。那位向李维嘉摆手的姑娘，就是这个网络中不起眼却关键的一环，她与李维嘉之间从未有过正式接触，但长期生活在同一社区，形成了某种默契。 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通百姓对特务活动有着本能的警惕。异常的人员聚集、陌生的车辆停放、不寻常的动静——这些细节往往最先被周边居民察觉。 虽然出于恐惧不敢公开反对，但许多市民会通过隐蔽方式向自己认可的“好人”示警。 毛主席、周恩来为地下党制定的“十六字方针”中，“勤交友”正是强调要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 李维嘉平时深居简出，但与邻居保持友善关系，见到杂货铺的姑娘会点头致意，买日用品时从不讨价还价。这些微小举动在关键时刻得到了回报。 历史档案显示，1948年前后，重庆地下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构建了多层级的预警系统，有的通过报童传递暗号，有的利用商铺橱窗的摆设变化示意安全与否，还有的像这个姑娘一样用日常动作传递危险信号，这些看似随意的安排，实则是精密设计的地下工作方法。 成功脱险后，李维嘉并未立即逃离重庆，而是启动了应急程序，他首先前往备用的安全屋，这里储备有现金、伪造证件和简单武器，然后通过紧急联络渠道，向川西地下党的其他关键人员发送预警信号。 李维嘉随后联系了负责川东地区情报传递的刘镕铸，两人在江边的渔船上短暂会面，分析了形势。 他们判断党内可能出现了叛徒，因为李维嘉的住所极为隐蔽，只有极少数高层同志知晓。 这次会面决定了后续的反制措施——不立即全面撤退，而是有选择地转移已暴露的人员，同时设置陷阱甄别内奸。 三天后，地下党组织故意放出假消息，声称将在江北召开重要会议，果然，特务准时出现在预定地点，这证实了内部确实存在叛徒。 通过排除法，组织最终锁定了嫌疑人——一个月前被捕后释放的交通员王某某。 这套反制措施展现了中共地下工作的高度专业性，他们没有因一次危机就全面瘫痪，而是采取主动策略，既保护了组织，又清除了隐患，这种能力使得地下党组织能在国统区长期坚持活动，为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李维嘉脱险事件折射出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的较量态势。 1948年初，随着解放军在正面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加强了对后方地下党组织的镇压，徐远举等特务头目采取“以共制共”策略，大量利用变节者破坏地下网络。 但这种策略存在致命缺陷——过度依赖叛徒导致行动模式可预测，而地下党组织则通过严格的纪律和群众基础构筑了防御体系。那个摆手姑娘的背后，是国统区无数普通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和对共产党的暗中支持。 近年来公开的档案显示，当时中共川康特委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超过两千人，而同情支持他们的群众则数以万计。正是这种“鱼水关系”，使得地下党组织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历史学者研究发现，李维嘉脱险后继续在川西地区活动，直到1949年成都解放。 他参与策划了多起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军入川作战，试想如果当年他被捕，川西 地下武装可能会遭到更严重破坏，西南解放进程或许会有不同。 那个摆手姑娘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她可能只是个普通市民，甚至不清楚自己救的是什么人。 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人，用微小的勇气举动，汇聚成了改变历史的力量，这种隐蔽战线上的生死瞬间，往往比正面战场的千军万马更能体现一个政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