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成立，其下设的管西局，目标直指中国。到了1886年，一个名为“乐善堂”的机构在汉口开张。 它以商行和药铺为掩护，织起了一张遍布中国核心区域的间谍网络。 这些情报人员的行动，已经深入到清朝的肌理之中。 间谍宗方小太郎在1887年潜入威海卫，他不仅手绘了北洋舰队的详细布防图，甚至记录了清军士兵的伙食细节。 他想通过饭菜质量，来分析这支军队的士气与后勤能力。 这种细致入微的情报工作，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在日军眼中，北洋水师早已不是一支神秘的舰队，它的航速、补给周期、官兵状态，都可能已是案头的公开数据。 战争尚未打响，一方已近乎透明。 另一名叫石川伍一的间谍，则将目标对准了清军的武器库。 他通过重金贿赂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成功获取了清军枪炮的精确库存、弹药的生产能力等核心军事机密。 直到1894年8月事发被处决，他已对清军的家底了如指掌。 如果说人员渗透是深入骨髓的刺探，那么技术破译就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1894年6月，日本外务省成功破译了清政府使用的外交密电码。 这意味着，清廷高层之间传递的每一个指令，都可能被东京实时监听。 “高升号”运兵船的悲剧便是直接后果。由于航线信息被日方截获，导致其在丰岛海域遭日舰伏击，千余名清军官兵葬身鱼腹。 黄海海战前夕，北洋舰队的出动情报再次被日军截获，让日军得以逸待劳，占据先机。 与日本处心积虑的情报布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政府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自信与麻木迟钝。 尽管当时烟台已有渔民多次举报，发现不明身份的外国人在海边进行地形测绘，但地方官员却多以“外邦采风”为由，不予理会。 更致命的是，整个清政府的保密体系形同虚设。一套电报密码沿用多年，从未想过更新。这种懈怠的代价是沉重的。 即便在战败后的《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与清廷之间的每一封密电，仍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传递。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其逻辑却惊人地相似。高志凯教授的警告，正是要我们警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重蹈覆辙的风险。 今天的威胁，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对抗，演变为一场无声的较量。 信息窃取、舆论渗透、认知域攻击，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如当年潜伏的间谍一样，无形却致命。 它们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军事基地，而是整个国家运行的神经网络，包括经济命脉、技术优势，乃至民众的心理防线。 就在2025年12月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博弈的影子。 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正在柬埔寨与泰国之间穿梭调停，试图平息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 这种“低调务实、不干涉内政”的斡旋模式，正是在主动管理和防范区域安全风险，避免陷入被动的战略泥潭。 在国内，网信办与证监会近期联合处置了一批非法荐股账号。 这看似是金融市场监管，实则是在维护情报安全链路。 这些账号利用信息不对称扰乱市场，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经济情报战图谋。 与此同时，我们的对手也并未懈怠。美国近期被曝出正计划通过高达千亿美元的融资，来巩固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霸权地位。 这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更是为了打造新时代的技术代差，以绝对的算力优势，实现情报分析能力的代际碾压。 而日本央行近期的加息决策，也显得意味深长。在日元汇率不升反跌的背景下，其依然强调“审慎行事”。 这表明其战略考量已超越短期经济波动，将长期的经济安全置于优先地位，这种战略耐心与百年前何其相似。 甲午战争的教训，在今天至少映射出三重风险。当年日本长达二十年的情报渗透，对应的是今天无孔不入的网络间谍活动。 当年的“乐善堂”，如今可能化身为某个不起眼的应用程序或一个潜伏在网络深处的数据窃取程序。 当年清廷对外界的闭塞和对新技术的漠视，对应的是今天我们是否对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影响有足够清醒的认知。 任何一个领域的战略误判，都可能导致我们在未来的竞争中陷入被动。 当年清军伙食清单的泄露，看似微不足道，却暴露了后勤体系的脆弱。 这对应的是今天我们在芯片、能源等关键供应链上是否存在“卡脖子”环节。 这些平时不易察觉的依赖，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成为我们最致命的短板。 战争的形态在变，但博弈的本质从未改变。它始终是情报的博弈，是认知的博弈，更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全面对抗。 从一张手绘的布防图，到一个被破译的电报密码，再到今天一个关键的供应链节点，失败的种子往往就埋藏在这些被忽视的细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