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胡乔木来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随后对工作人员嘱托，：“永远不要让毛主席纪念堂成为冰凉的神庙！要让主席的温暖，捂热人们心头的严寒！ 1991年，他走进毛主席纪念堂。 胡乔木在遗容前站了很久，工作人员轻声催促，他摆摆手，只说纪念堂不能变成冰凉的神庙，要让主席的温暖，捂热人们心头的严寒。 这半生，从一九四一年算起。 那一年起到一九六五年，他在毛主席身边当了二十四年秘书。 再往前，一九三九年纪念“五四”二十周年，他在《中国青年》发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陈伯达看后很认同，把文章送到毛主席案头。毛主席看完，只说“胡乔木是个人才”。 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找他谈话，说毛主席身边秘书周小舟要去冀中当宣传部长，身边缺人，准备调他去。 胡乔木犹豫，说从没当过秘书。 王若飞回一句，这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点名了就别躲。他从大砭沟搬到杨家岭，住到毛主席身边。 那时毛主席正在校对《六大以来》的清样，胡乔木看了一会，主动把活接过来。 毛主席说你算找对事了，又提醒这不是改几个错别字，要看六大以来的重要文献，正确的、错误的，有没有漏掉，有没有摆错。这套《六大以来》足足编了八个月，收文献五百一十八篇，两百八十多万字，上下两卷，一九四一年出版。 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初顺势点名，让胡乔木和陶铸再编《六大以前》，同样分上下两卷，收入一百八十四篇文献，把六大以前的路线争论和经验集中起来。接着，又在这两本书基础上，要求编一本更短的《两条路线》，专门讲路线问题。 一九四三年八月动手，九月五日印出。这三本书，被毛主席称作“党书”。 一九四三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提到这些党书，说党内主要危险是闹独立性，又提起一九四一年五月自己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反响不大，六七月份党书出版以后，许多同志读完，思想上“解除武装”，胡乔木后来讲，这三本党书，让他为起草历史决议打下基础。 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央决定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立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张闻天、彭真、高岗。 任弼时先后写了三稿，到第三稿时事务繁重，毛主席让胡乔木参加修改。他把原来的七个问题归并成四个，把篇幅从一万字压到七千字。 后来任弼时抽不开身，毛主席请张闻天在这个基础上再改一稿。 一九四五年春天开始，毛主席在张闻天稿子上做了七次大的修改。 胡乔木在旁边跟着记。毛主席决定恢复胡乔木原先设计的结构，从政治包含军事、组织、思想三个方面分析历史。 “政治上”的部分由毛主席亲笔执笔，“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部分，由胡乔木在毛主席指导下改写。 决议草案提交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他按与会同志意见修改，由毛主席定稿，一九四五年六月通过，成为第一个历史决议。 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进入北平前，他为报纸写了大约八十篇社论和评论，多数题目由毛主席提出。一九四六年四月，他为《解放日报》写出《驳蒋介石》。 原题叫《驳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看完，只把“在”字后面的几句划掉，留下《驳蒋介石》，正文一字未改。文章正面驳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说那是制造谎言，把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和政协会议协议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为全面内战做准备。 社论传到国民党统治区，反响很大。一九四六年夏天，毛主席在湖南的老师符定一来到延安，说这篇文章立意新颖，文风泼辣，在国统区影响不小，问是不是毛主席亲笔。毛主席笑着说，是秘书胡乔木写的。符定一当场说，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庆谈判开始，他随毛主席赴渝。 新中国成立后，到一九六五年他离开秘书岗位，许多重要文稿都有他参与。 离开毛主席身边以后，他还是离不开纸笔。一九七九年起，有年轻秘书为他服务，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跟了他五年。那位秘书后来讲，乔木同志看稿子，对一个标点、一个年份都要抠。 一九八七年，他任中顾委常委，又有秘书在身边帮他处理文件，又是五年，直到一九九二年去世。 这样再看一九九一年纪念堂里的那句嘱托，就不难懂。 对他来说，毛主席不是冷冰冰的神像，而是窑洞灯下一起校对《六大以来》的身影，是一九四三年政治局会议上把路线错误讲透的声音。 那天他从纪念堂走出来，在门口停了一下，手在大衣口袋里收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