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 白鑫，曾经的中央军委秘书，秘密投靠国民党上海党部的范争波，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彭湃、杨殷等四位重要领导人的牺牲。 周恩来在悲愤中亲自下达了对白鑫的“绝杀令”，但叛徒在敌人的严密保护下藏匿无踪，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都在寻找他的下落，却一无所获。 白鑫自己也没想到，他因惊恐而加剧的头痛，会把他带到柯麟面前，他认识这位柯医生，知道他医术好，是个可靠的广东同乡，一副书生模样。 但他绝对不知道，柯麟是陈赓直接领导下的同志，这次就诊，如同自投罗网，柯麟诊断后，以楼下取药为借口离开，迅速设法通知了特科，可惜的是，做贼心虚的白鑫警惕性极高，没等柯麟回来就匆忙溜走了。 这次失手并没有让柯麟慌乱，他向陈赓汇报后，得到的指示是：照常营业，静待鱼儿再次上钩，地下斗争不仅是勇气的比拼，更是耐心与心理的较量。 柯麟展现出了一个优秀潜伏者最重要的素质——沉得住气，他没有因为一次失误而焦虑，而是继续扮演好他的医生角色。 果然，白鑫的头痛并未痊愈，过了些时日，他再次联系柯麟，这次是邀请医生到法租界一家饭店出诊。 这次会面，场景更为复杂，饭店里戒备森严，白鑫的身边除了保镖，还坐着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本人。 这无异于一场对柯麟的当面考察，任何一丝不自然的表情，一个多余的动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柯麟的应对堪称典范。他全神贯注于“医生”的角色，仔细问诊、开药，对白鑫提出的“资助他扩大诊所”的试探，他先稍作推辞，然后“千恩万谢”地收下了对方递来的五百大洋。 这个举动至关重要，它成功地向对方传递了一个信息：这只是一个看重钱财、汲汲营营的普通医生。 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疑心尽去。柯麟离开后，辗转将这笔钱完整地交给了党组织。 正是这次成功的“表演”，换来了最宝贵的情报——白鑫的藏身之地，又过了些日子，当白鑫再次请柯麟上门看病时，汽车将柯麟送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弄堂里的一处公馆。 柯麟不动声色地记下了这个关键地址：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至此，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巢穴。 接下来的行动，由中央特科周密部署，负责人陈赓在和合坊内近距离租下房间，亲自监视。 通过内线杨登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等人的反复核实，特科掌握了白鑫计划于11月11日晚，在范争波兄弟护送下前往码头，逃往意大利避风的所有细节，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察看，制定了严密的锄奸方案。 1929年11月11日深夜，行动开始，当白鑫一行七人从后门闪出，走向等候的汽车时，埋伏的“红队”队员一跃而出。 白鑫在乱枪中试图逃跑，但被子弹击中头部，当场毙命于弄堂内，第二天，“东方第一大暗杀”的消息轰动上海，极大地震慑了叛徒和气焰嚣张的反动派。 回顾整个事件，柯麟所起的作用，远不止于“认出了叛徒”和“通报了地址”那么简单。 他的贡献是一个系统性的、多层次的胜利，首先，是职业身份提供的完美掩护，医生，尤其是名医，在社会上享有天然的信任与尊重。 这个身份让白鑫在叛变后心神不宁时，下意识地寻求柯麟的帮助，而不会产生怀疑。 柯麟的“演技”也完全建立在真实的职业素养之上，他的诊断、开方、谈吐，无一不符合一个杰出医生的形象，毫无破绽。 其次，是超越常人的心理稳定能力，在随时可能暴露的极端危险环境中，柯麟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冷静。 第一次在诊所相遇，他能控制住内心的震动；第二次在敌人环伺的饭店，他能从容应对盘查，第三次深入虎穴，他能精确记住地形与环境。 这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特质，或许是长期医学训练的结果——医生面对危急病患也必须保持冷静——但更是对革命信仰无比忠诚的外化体现。 更深一层看，柯麟的成功，是中央特科这套精密系统高效运转的缩影，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他身后，有陈赓的直接指挥，有杨登瀛这样的高位内线提供关键情报，有“红队”战士的果断执行，更有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全局筹划。 柯麟是这个庞大而隐秘的保卫网络中，一枚关键时刻被触发、并完美履行了职责的“齿轮”。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党的隐蔽战线之所以能屡建奇功，依靠的正是无数个像柯麟这样，既有独立作战的勇敢与智慧，又深深嵌入组织系统、绝对忠诚的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