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还没有等狱警回答，身边的法警看不下去了，催促着他赶紧“上路”，来到刑场后，法警拔枪就射，一颗子弹从驳壳枪中飞速射出，击穿陈公博的后脑，陈公博倒地后抽搐片刻，才气绝身亡。 陈公博这个名字，在历史上是相当扎眼的。 知道吗？他年轻的时候，那可真是个响当当的“进步青年”。他爹是清廷武官，却支持革命。他自己也考上了北京大学，接触了新思想，甚至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这是什么地位？那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原始股”啊！如果他能一直走下去，历史书上绝对是“革命先驱”的待遇。 可命运这玩意儿，有时候比狗血剧还荒唐。 1921年，陈公博出席完“一大”后，没多久就跑路了。理由是啥？他对当时党内的一些分歧“武断地认为，中共恐怕不会顺利”。说白了，他开始“算账”了。一个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富家子弟，让他过那种刀口舔血、艰苦朴素的革命生活，他受不了。他不是真正的信仰者，他只是个“机会主义者”，看哪艘船能载他享福，他就上哪艘船。 紧接着，他被开除党籍，转投了国民党，靠着汪精卫平步青云。这人生的转折，快得像变脸魔术。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当前，他一开始还是个“对日强硬派”，甚至给抗日前线的十九路军运去了手榴弹。这说明他良心深处，还有一丝民族大义。 但当他跟着汪精卫北上慰问长城守军时，目睹了国军在日军面前的不堪一击，他那颗“识时务”的心又开始颤抖了。他觉得，“与日本通过武力解决纠纷不是一个好方案。” 这种说辞，简直就是给自己的投降行为找了个“曲线救国”的遮羞布。 这让我想到经济学上一个概念：“路径依赖”。一旦走上某条路，惯性和沉没成本就会让你难以回头。陈公博一开始是追求权力和优渥生活，当他发现投靠日本能更快、更稳地得到这一切时，他毫不犹豫地将民族大义抛诸脑后。他已经不是在选择道路，而是在被自己的贪婪推着走。 1946年6月3日，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 那个曾经的北大才子、中共“一大”代表、汪伪政府的“一号人物”，如今已是吓得屎尿横流，被法警连拖带拽。他想学着英勇就义的烈士，给自己留点“体面”，结果还没到地方就彻底崩了。 最荒诞的一幕发生了。当他被押到刑场，他忽然对身边的狱警提出了那个要求： “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狱警还没来得及搭话，法警就看不下去了，催促他“上路”。一个汉奸，死到临头还在喋喋不休地强调这两件东西的“价值”和“来历”，这是何等的执迷不悟，又是何等的可笑至极！ 这支钢笔，是汪精卫送的，象征着他在卖国求荣的路上，获得了“志同道合”者的认可；这枚勋章，是日本天皇给的，代表着他在民族败类的身份上，获得了“主子”的最高褒奖。 他要求随葬，其实是在做最后的自我麻痹和心理防御：他不是叛徒，他只是一个被“大哥”和“盟友”认可的“成功人士”。他用这两件耻辱的“功勋”，来试图证明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活，至少在某些人眼里，他是个“大人物”。 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洗白”言论何其相似？他们总试图用某些局部利益、个人成就、或是“被逼无奈”的借口，来掩盖其卖国求荣的滔天罪行。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法警的一声催促，打断的不仅是陈公博的废话，更是他试图为自己人生做最后“粉饰”的企图。 那颗子弹，从驳壳枪中飞出，击穿了陈公博的后脑。他倒地后的抽搐，是肉体的消亡，更是他那份可怜“体面”的彻底破碎。 去年，我去南京中山陵，特地绕道去了梅花山。警示碑前，我看到了一杯奶茶，标签上写着“汪先生慢用”。 一个年轻人在玩着“梗”，在短视频里蹦迪。他不知道，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多少背叛和牺牲。 陈公博的结局，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一个永恒的警示。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信仰的坍塌，是从“算小账”开始的。 当一个人开始用眼前的利益、权力的得失来衡量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时，他离堕落就不远了。 汉奸的“体面”一文不值。 无论是汪精卫的空坟、陈公博的钢笔和勋章，还是周佛海用美国罐头换来的情报，这些用民族鲜血换来的“荣耀”，最终都会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成为后人的笑柄。 陈公博这个曾经的“一大代表”，最后却将汪精卫的钢笔和日本天皇的勋章视为随葬珍宝，这本身就是对他一生最为辛辣的讽刺。它提醒着我们：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能只为了眼前的权力活着，否则，所有的“成就”和“体面”，终究会成为泡影，甚至化为历史的粪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