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大汉奸刘儒明将新四军侦察员活埋，罪行滔天。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怒而下令锄奸，锄奸队员张士根与牺牲的侦察员是同乡兄弟，当即请战：“杀个汉奸而已，交给我！”可接手任务后他才傻眼——刘儒明宅院高墙密布射击孔，4名精锐保镖随身护卫，还有800人“兴五帮”当眼线。毫无破绽的戒备，他该如何完成刺杀？从书香子弟到日军走狗1898年，刘儒明生于凤阳名门望族，祖父曾是晚清举人，家中藏书千卷。可他自幼不嗜读书，专爱结交地痞流氓，父亲气得骂他“家门败类”，却拗不过他的蛮横性子。 谁能想到，这名门之后的坏，能坏到骨子里去。家里请的先生教他《论语》《孟子》，他转头就把书卷撕了叠纸鸢，跟着街面上的混混偷鸡摸狗，抢小贩的摊子，欺负穷苦人家的孩子。父亲病重时拉着他的手哭，说“咱家世代清白，你可别毁了祖宗基业”，他嘴上应着，转身就把家里的古董字画偷出去换钱，给那些地痞买酒肉。辛亥革命后凤阳局势动荡，各路势力盘踞，他没想着保家安民，反倒觉得“乱世出枭雄”，凭着家里残存的势力和自己的狠劲，拉拢了一批亡命之徒，在当地抢地盘、收保护费，百姓提起他的名字都得绕着走。1938年日军侵占凤阳，很多有骨气的乡绅要么流亡要么组织抗日，刘儒明却动了歪心思——他觉得日军武器精良，跟着日本人混准能当大官、发大财，连夜带着手下的地痞投靠了日军驻凤阳据点，还主动交出了家里藏匿的粮食和银元，换了个“凤阳维持会副会长”的头衔。 当了汉奸的刘儒明，比日军还狠。他知道新四军在皖东一带活动频繁，就主动向日军献策，带领日伪军“清剿”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村民给新四军送过一次粮食，被他发现后，直接带人抄了全村，男人被拉去做苦役，女人和孩子流落街头，最后冻饿而死的就有十几个。牺牲的那位新四军侦察员，其实是为了摸清日伪军的布防，伪装成货郎潜入凤阳县城，没想到被“兴五帮”的眼线认出——这“兴五帮”本就是刘儒明早年拉拢的地痞团伙，当了汉奸后更成了他的“情报网”，街头巷尾只要有陌生人出现，不出半天就会传到他耳朵里。侦察员被抓后，刘儒明亲自审讯，用鞭子抽、烙铁烫，逼问新四军的驻地和兵力，侦察员宁死不屈，骂他“卖国求荣的狗汉奸”，他恼羞成怒，竟然下令把人拖到城外的乱葬岗活埋，埋人的时候还逼着附近的村民围观，想以此震慑百姓，让大家不敢再亲近新四军。 张士根和这位侦察员，是从小一起在凤阳乡下长大的。两人家里都穷，小时候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摸鱼，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就互相搓着取暖；有了一口吃的，也总是你推我让。后来日军来了，家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两人一起报名参加了新四军，临走前还约定，等打跑了日本人，就一起回乡下种地，孝敬各自的老人。得知兄弟被活埋的消息时，张士根正在练刺杀，手里的枪杆都被他攥得发白，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地上溅起细小的灰尘。他知道刘儒明的戒备有多严——县城里到处都是“兴五帮”的人，一个个吊儿郎当却眼神毒辣，只要看到生面孔就会盘查；刘儒明的宅院更是跟堡垒一样，高墙足有三米多高，墙头上每隔几步就有一个射击孔，门口常年站着两个挎着盒子炮的保镖，进出的人都要仔细搜查。可他没退缩，兄弟的仇不能不报，那些被刘儒明残害的百姓也需要一个交代。 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乔装成挑夫，混进了凤阳县城。白天他在县城里走街串巷，假装给商铺送货，实则观察刘儒明的行踪——他发现刘儒明每周三下午都会去日军据点汇报工作，路线是固定的，而且每次只带两名保镖；晚上他就躲在城郊的破庙里，借着月光画路线图，标记出沿途的巷道和可以藏身的地方。有一次他差点被“兴五帮”的人发现，多亏了一位卖豆腐脑的老大娘帮忙打掩护，老大娘悄悄告诉他，刘儒明坏事做绝，县城里的百姓早就恨透了他，只是敢怒不敢言，还偷偷给了他一把磨得锋利的短刀。张士根心里暖乎乎的，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百姓的支持，有新四军的后盾，更有兄弟的英灵在看着他。他心里清楚，锄奸不仅是为了报仇，更是为了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让百姓看到，背叛国家、残害同胞的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当时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和伪军频繁“扫荡”，新四军既要抗击强敌，又要保护百姓，处境十分艰难。刘儒明这样的汉奸，就像日军的“狗腿子”，为虎作伥，给抗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帮着日军搜捕抗日志士、破坏交通线、掠夺物资，让根据地的补给变得更加困难。张士根的锄奸行动，看似是个人复仇，实则是新四军打击汉奸、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只有让汉奸们知道背叛的代价，才能震慑更多摇摆不定的人，才能让百姓更有信心跟着新四军抗日。那些日子，张士根每天都在等待最佳时机，他把短刀藏在挑夫的担子底下，眼神里满是坚定，他知道，这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