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类人，国能好吗？大伙看明朝历史，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明朝人的思维方式极其特别。——上层精致，下层木讷。上层人士整天忙于既得利益，为了一己之利，不惜乱咬、乱弹，无所不用其极。而下层人士的木讷本质上也是一种“低配版的精致主义”，两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样的，对世界充满了漠不关心。这一点，在后金崛起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人在写明金60年战争史时，多是聚焦于某一场战争，某一个事件。关于“后金崛起”这件事的过程和细节，往往忽略而过。从1583年，努尔哈赤凭十三副遗甲统一女真各部。到1618 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讨明檄文，再到后面皇太极时代“八旗兵五次入关”，1644年甲申事变后，后金趁虚而入，入主中原。努尔哈赤带领后金崛起，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至少从1583年到1618年，努尔哈赤猥琐发育，韬光养晦的35年间，明朝上下居然“浑然不知”。即使1618年，人家都反了，明朝这边还不当回事儿。等“抚顺之战”打完后，明朝输得一塌糊涂。守将李永芳、赵一鹤率500人投降后金，千总和把总等军官阵亡502人。辽东总兵张承胤率7000人支援，一战下来全军覆没，还折了随军支援的51名将领。到了单挑朝廷正规军这一步，说明努尔哈赤已经混得不是一般的壮。努尔哈赤可不是封神演义里的“哪吒”，出生是一个肉球，劈开后跳出一个小奶娃，然后见风就长，瞬间能跑能跳。他拿“十三副遗甲”当本钱开始创业，主要通过联姻，配合“图伦战役”“玛尔墩战役”等小规模战役，依次征服了苏克苏浒、董鄂、哲陈、完颜、浑河“建州五部”。然后，通过“古勒山之战”兼并了哈达、叶赫、乌拉、辉发“海州四部”。最后，是在1607年通过“乌碣岩之战”完成了东海女真的统一。短短35年，努尔哈赤先后整合兼并了其他十个部族。这个动作，它不小呀！等女真完成整合后，直接给明朝送来了一份“抚顺之战”大礼，明朝这才幡然醒悟！抚顺之战，彻底暴露了明军的真实战力。第二年，努尔哈赤趁热打铁发动了萨尔浒之战。前边已经有了“抚顺之战”的教训，等“萨尔浒之战”爆发时，明朝居然还举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无敌思想”中。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萨尔浒之战是一场野战。历史上，农耕文明什么时候能够在野战中，打赢过游牧或渔猎民族。可是，大明王朝就有这样的自信，举国上下，一致认为，捏死努尔哈赤就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这么重要的战役，表现出得是一副“料敌从宽”的态度，关于到底派出了多少兵力，还是一个迷。明神宗实录说二十万，满文老档里说十二万，三朝辽事实录说八万八。这场战役仅仅过去六百年，明清两朝的档案管理已经相当规范，但关于参战人数，各个版本，天差地别。用时任贵州巡按杨鹤（杨嗣昌之父）的话说：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这可是明朝人自己的说法。说明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毫无章法可言，纯粹是上下瞎胡闹。明朝到底知不知道后金能打？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时，李成梁派儿子李如梅入朝支援，朝王李昖跟李如梅聊起明军、倭寇、女真战力时，李如梅说了这样一段话：此贼精兵七千， 而带甲者三千。 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 厥父为俺爷所杀， 其时众不过三十。 今则身自啸聚者， 至於七千。 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暴辽东而求救（李朝实录·宣祖三十一年）这是万历朝鲜官方的史料，可信度总可以了吧。当中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至少辽东方面是知道努尔哈赤的崛起过程的。一是。当年，觉昌安和塔克世被杀时，努尔哈赤手底下不过三十来个人，如今扩充到了七千人马。二是。努尔哈赤这七千人马，战力可以抵过十万倭寇。如果让努尔哈赤来打倭寇的话，他一个人就能单挑丰臣秀吉。这么关键的军事情报，辽东李成梁有没有上报朝廷，还是上报了后，朝廷没有人关注重视？大概率是李成梁没敢往上报！为什么？李成梁怕被同僚给整了。在党争极为严重的明朝中后期，谁敢轻易暴露治下存在的问题？谁要是敢“自我批评”，就等于让对手抓到了修理自己的把柄。小错给你拔高成大错，大错直接升级为死罪。本来是一件工作失误，极有可能会被扣上“养寇自重，里通外国，蓄意谋反”的政治帽子。更关键的一点，在前两期里提到过——万历十一年，张居正被清算一事。这件事给了李成梁太大的震撼！张居正扶持过李成梁和戚继光两位边将，戚继光已经因连坐，被调到了广东。李成梁就更加“有错不敢报了”。主动暴露工作失误，等于“自寻死路”。再加上“1592年至1601年”被罢官十年的经历，有错千万别报的思想觉悟，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在这位辽东悍将的潜意识里被进一步加深。等1601年，李成梁重返辽东时，此时的辽东在经历过“高淮乱辽”后，早已彻底没救了。因此，我们从史料中，能够看到很多关于李成梁“谎报战功”的记载，感觉这人撒谎极其低端，漏洞百出。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位被帝国官场训练了40年的老油子，能在报告里，干出这样低级的错误吗？错误越低级，越说明一个问题——辽东的雷，快兜不住了。先说这些吧。回到文章开头第一段话，为什么明朝人的思维方式很特别。人种还是那群人种，到了明朝怎么就不走寻常路了呢？说白了，这是由朱元璋给明朝上的这层立国底色决定的。——一种“流氓化”的社会底色。这个王朝从立国之初，君臣、君民、臣民、臣臣、民民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信任。彼此待人接物的方式，全是市井狡黠的小民博弈。流氓有两大特征，一是不能干具体的实事，二是不能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于是，最安全的处世方式，就是大伙一块玩“道德声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