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党对叛徒彻查，当时负责照顾护送瞿秋白的周月林有最大嫌疑，被捕入狱，没想到一直到1979年，因为一张报纸刊登的新闻，才发现周月林是被冤枉的。 那年的风声特别紧，街上贴的标语都透着严肃。周月林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多年前护送过瞿秋白而被盯上。组织找她谈话时，她心里还抱着信任，毕竟那些年，她为了保护同志，连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上照看。可事情的发展让她措手不及，审讯室的灯光很刺眼，问话的人反复让她交代“罪行”。她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自己只是按照指示做事，从没背叛过组织。没人听得进去。 周月林被带走时，邻居们躲在门后偷偷看。有人摇头叹气，有人赶紧关上窗户。那个年代，跟“叛徒”扯上关系，就像身上沾了洗不掉的墨。监狱的生活漫长而沉闷，她常常望着高墙上那方小小的天空发呆。她想不通，为什么保护同志反倒成了罪过？有时半夜醒来，耳边还回响着瞿秋白当年嘱咐她小心行事的声音。二十年啊，最好的年华就在等待和辩白中一点点消磨。 转机来得突然。1979年春天，狱警递给她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标题不大，内容却像惊雷，当年真正的告密者找到了，是另一个已经去世多年的人。周月林捧着报纸，手抖得厉害，那些字看了又看，眼泪把铅字都晕开了。出狱那天阳光很好，她却觉得晃眼。街道变了样，孩子都长成了大人，她自己呢？头发白了，腰也弯了，五十多岁的人看着像七十。 这事让人心里堵得慌。你说当时调查的人尽到责任了吗？材料核实清楚了吗？恐怕更多是跟着气氛走，觉得抓出个人来就能交代。周月林的遭遇不是孤例，那些年多少人在运动里被错伤、被冤枉？政治气候一紧张，理性就容易让路。审查机制要是健全些，要是能多听听不同声音，或许这样的悲剧就能少一点。 我翻过一些相关资料，发现周月林早年其实是个很活跃的妇女干部。她参加过地下工作，掩护过不少同志。被捕前还在托儿所工作，孩子们都喜欢围着她转。就是这样一个把半辈子献给革命的人，却要在牢里度过二十年。她的故事让人不禁思考：我们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时反而制造了新的不公？运动的浪潮卷起来时，个人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了。 历史总是这样，回过头看一切都清楚明白，身在其中的时候却满是迷雾。周月林后来恢复了名誉，也得到了补偿，可失去的二十年光阴谁补得回来呢？她晚年很少提起这些事，偶尔说起也只是淡淡一句“都过去了”。但真的过去了吗？那些伤痕其实刻在了一个时代很多人的记忆里。 现在我们讲法治，讲证据，就是希望这样的故事别再重演。不管什么时候，对待人的命运都得慎之又慎。一张报纸可以还人清白，可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等待这一张报纸呢？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我们能做的，是在今天建立更完善的制度，让每个人都活在免于恐惧的公正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