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整天躺着，不爱说话，也不理人，家人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谁知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钱学森怒斥他，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那一刻，医生愣住了。站在病房门口的工作人员听见动静也停下了脚步。没人说话。钱学森坐起来，表情严肃地看着医生，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他的思维从未真正模糊，只是说话少了，精力不够了。但在更年轻的时代，他曾凭着清醒头脑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 1955年9月，钱学森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返回祖国。他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最终通过中美谈判才得以回国。 刚回国那年，他走进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导弹与航天总体设计。当时，中国连完整的数学计算队伍都没有。 他拿出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课堂笔记，从最基本的空气动力学开始教起。研究院设在北京西郊的旧兵营里，寒冷难忍，但钱学森坚持每天上黑板写公式讲解，亲自改学生作业。 1958年，在技术路线选择上，一些人提出先发展飞机，再研导弹，理由是飞机更直观可见，能快速出成绩。但钱学森提出质疑。 他认为飞机对材料与发动机要求更高，成本高，周期长，适合工业基础雄厚的国家。他建议集中力量攻克导弹。 他说：“国家现在做不了广铺摊子，只能走关键突破的路。”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定下“导弹优先”方针。 1960年11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仿制中程导弹“东风一号”。1964年后，开始设计中国自己独立研发的近程、中程导弹系统。 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正式拥有了核威慑能力。 钱学森并没有止步于国防。上世纪60年代末，他又牵头提出研制人造卫星工程。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火箭送入轨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进入1980年代，他主动提出推动“系统工程方法论”，强调科学研究不能只靠个别突破，还要有组织、有计划、有配套。他把思维科学也纳入研究，推动将复杂社会问题纳入科研范畴。 他提出“思维科学是研究科学家的科学”，很多人不理解，但他坚持每年在家中与年轻科学家交流这些思想。 到了90年代以后，钱学森外出减少，说话更少。他不愿浪费时间在重复话题上。他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人才。 1994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突然问：“你们为什么培养不出爱因斯坦？”那句质问其实藏着他晚年对中国教育与科研体系的忧虑。 去世前五年，他开始卧床。医生例行检查时提出“100减7”，他突然抬头发声。那一刻，人们才意识到，他只是沉默了，不是糊涂了。 钱学森没有写下多少自传，也没有做过多少演讲，但他建起的那一套系统，正在推动中国不断走向深空。只要国家在前行，那些系统还在工作，他就没有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