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海南五指山地区，一日本兵失足掉下山崖，没有摔死，但摔断了腿，当地竹坡镇村民见他说闽南话，以为是自己人，便收留了他，并把他的腿治好，谁知却招来灭顶之灾！ 这名日本兵名叫森川健一，祖籍冲绳，父亲早年在福建厦门开设杂货铺，他从小在闽南语环境中长大，一口方言说得比本地人还地道。 1940年，21岁的他被强征入伍，编入日军海南警备队，负责五指山周边的“清剿”任务——当时的五指山深处，不仅有黎族、苗族同胞世代居住，更是琼崖抗日独立纵队的游击根据地，日军的扫荡从未停歇。那天，森川跟着小队进山搜寻抗日武装，行至悬崖边时，被路边突然窜出的山兔惊得脚下打滑，直直坠下数丈高的陡坡，左腿被岩石撞断，随身携带的步枪也摔进了灌木丛。 最先发现他的是竹坡镇的陈阿婆。60多岁的陈阿婆每天都会上山割猪草，那天刚走到崖底，就听见微弱的呻吟声。拨开半人高的茅草，她看见一个年轻人蜷缩在乱石堆里，军裤被鲜血浸透，脸色苍白得吓人。“后生仔，你是哪里人？怎么伤成这样？”陈阿婆试探着问。森川疼得浑身发抖，用闽南话断断续续回应：“阿婆，我是厦门来的，跟着商队躲战乱，不小心摔下来了。” 竹坡镇的村民，大多是清朝末年从闽南迁徙而来，乡音是刻在骨子里的念想。战乱年代，逃难的同乡时有出现，村民们向来秉持“能帮就帮”的淳朴心性。陈阿婆当即脱下身上的粗布褂子，裹住他流血的腿，又喊来村里的壮丁，用简易的竹担架把他抬回了村。村里的老郎中李伯，早年学过接骨手艺，他连夜进山采回接骨草、透骨草，用石臼捣烂后加米酒调和，小心翼翼地敷在森川的断腿上，再用两根杉木做夹板固定。 村民们轮流照看森川。张大叔家刚收获的红薯，蒸好后第一个端给他；王嫂的小儿子阿明，才八岁，每天放学就跑到他床边，给他讲山里的趣事，还把自己珍藏的野果偷偷塞给他；就连村里最节俭的刘大爷，也把家里仅存的半袋大米拿出来，让老伴煮成软烂的米粥给他补身体。森川起初还带着戒心，吃饭时细嚼慢咽，说话时眼神躲闪，生怕暴露身份。可看着村民们毫无防备的笑脸，感受着不掺任何杂质的善意，他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他开始主动和村民聊天，打听厦门的近况，诉说自己“逃难”的艰辛，甚至会跟着村民一起下地干活——当然，是在腿伤逐渐好转后，做些捡拾柴火、剥玉米之类的轻活。没人怀疑过他的身份，毕竟一口地道的闽南话，加上对闽南风土人情的熟悉，足以让所有村民放下戒备。他们只当他是个可怜的逃难青年，盼着他腿伤痊愈后，能找到失散的商队。 可没人知道，森川的内心从未被善良感化。他的军靴鞋底，藏着一枚微型指南针和一张简易地图，坠崖时他死死护住，没被村民发现。每天夜里，等村民都睡熟了，他就会悄悄起身，借着月光在地图上标记村庄的位置、周边的山路走向，还有村民无意中提起的抗日武装活动区域。他的断腿在村民的照料下日渐痊愈，而他的阴谋也在暗中酝酿。 三个多月后，森川已经能正常行走。他以“外出寻找商队同伴”为由，独自离开了竹坡镇。村民们还特意给他准备了干粮和盘缠，叮嘱他路上小心，遇到困难就找附近的同乡帮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被自己救活、悉心照料的“同乡”，转身就奔向了日军的据点，把竹坡镇的一切和盘托出——包括村庄的防御薄弱点、村民的作息规律，甚至是村里藏有少量粮食的地窖位置。 1943年6月15日拂晓，天还没亮，一阵密集的枪声划破了竹坡镇的宁静。百余名日军带着轻重武器，顺着森川指引的小路包围了村庄。村民们从睡梦中惊醒，还没反应过来，日军的子弹就已经射进了茅草屋。 张大叔抄起砍柴刀冲出去，刚到门口就被一枪击中胸膛，倒在血泊中；王嫂想带着阿明逃跑，却被日军堵住，她死死抱住阿明，用身体护住孩子，直到被刺刀刺穿后背；陈阿婆看着火光冲天的村庄，看着倒下的村民，悲愤交加，一头撞向日军的枪托，当场身亡。 森川就站在日军队伍里，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当阿明哭喊着“森川哥哥，救命”向他跑来时，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枪。 后来，琼崖抗日独立纵队赶到时，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遍地尸体。三名幸存的老人，含泪向战士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控诉着日军的残暴和森川的背叛。而森川，因为“立功”受到了日军的嘉奖，继续参与对五指山地区的扫荡，双手沾满了更多中国人的鲜血。 这段历史，是刻在海南大地上的伤痛。竹坡镇村民的善良，是那个黑暗年代里最珍贵的光芒，却被侵略者的冷血无情彻底熄灭。他们的悲剧告诉我们，善良从来不是没有底线的纵容，慈悲也需要看清对象。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对侵略者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胞的残忍。 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后人：和平来之不易，善良需要带锋芒。只有铭记曾经的苦难，看清侵略者的本质，我们才能更加珍惜当下的安宁，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和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