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就处罚吧！反正不能打！”1968年，四架“美军战机”逼近我国导弹营驻地，营长陈辉亭连续7次抗命拒发导弹，事后却没受处罚。 1968年1月23日，广西宁明寒意袭人，地空导弹二营的阵地上，警报声凄厉地撕扯着清晨的宁静，雷达屏幕上，四枚刺眼的光点如同死神的倒计时，正直扑阵地而来，气氛紧绷得几近窒息，整个营都知道，这大概率是老冤家来了。 那是越南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美国战机把北部湾当成了自家后院，时不时还要越界过来晃荡两圈，但今天不一样，这几个光点来势汹汹，一副要直接“骑脸”输出的架势，电话线那头，空七军指挥所的咆哮几乎要震碎听筒：“打，坚决消灭”。 这是来自上级的死命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发射架上的三枚导弹早已通电预热，引导技师的手指死死扣在发射按钮的上方，只等营长陈辉亭嘴里蹦出一个“放”字，在常规的作战逻辑里，从发现目标到下达射击决心，留给指挥员的时间往往是以秒计算的。 然而，在距离发射只有最后几秒的关键节点，身为营长的陈辉亭做出了一个让全营官兵心脏骤停的举动，他几步冲上前，强行把引导技师的手从发射钮上扒开了，那一刻，指挥所已经是第七次、甚至是第八次催促射击。 听筒里的吼声夹杂着严厉的警告：“陈辉亭，贻误战机，你要对后果负全责”在这间狭窄的指挥车里，一场关于“服从”与“判断”的无声博弈，甚至比天上的危机更惊心动魄，让陈辉亭敢于拿身家性命去“抗命”的底气。 源于一种极度敏锐的战场直觉，以及眼前那个极为反常的雷达图像，作为一个常年和美机打交道的老手，陈辉亭太熟悉对手的套路了，美国飞行员鬼得很，执行轰炸任务通常是分散队形，打了就跑，搞的是游击战那一套，可眼前这四架飞机呢。 队形摆得整整齐齐，不仅不搞战术规避，反而大摇大摆地在中国境内绕起了圈子，这哪里像是来突防轰炸的，简直就像是阅兵场上飞过来迷路的一样，更让陈辉亭心里犯嘀咕的，是一段如果不去细想就会被忽略的记忆。 就在警报拉响前不久，他去开会路过宁明机场，分明瞥见有四架我们自己的歼-6战机升空，那标志性的后掠翼剪影，刻在他脑子里还没散去，他抓着电话，顶着雷霆般的斥责再次请求核实：“能不能再确认一下，宁明机场到底有没有飞机没回来”。 可上级的回复冷硬如铁：“没有派出任务，立即执行击落命令”这时候，雷达显示的距离已经压缩到了极其危险的65公里，按照“前置法”作战预案，敌机一旦进入17公里的不可逃逸区，就是必杀。 随着数字从90公里一路狂掉，所有的战术指标都已经把这四架飞机判了死刑，副营长急得满头大汗，旁边的人大气都不敢出，所有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陈辉亭身上，这是军旅生涯中最漫长的几分钟。 如果陈辉亭是对的，他现在是在救自家战友的命，如果他错了，四架美军轰炸机可能会把导弹阵地或者附近的城镇炸成火海，怎么选，无论哪一边，似乎都是通向军事法庭甚至地狱的单行道。 就在目标距离杀伤界限仅剩毫厘、电话那头的催促变成最后通牒时，陈辉亭死死按住了那双还要去碰按钮的手，他额头上的冷汗顺着眉骨往下淌，嗓子发干，却硬是咬着牙没松口，坚持要再一次目视确认。 也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档口，头顶云层裂开，轰鸣声压顶而来，并不是美军发动机那种撕裂般的尖啸，而是带着一种熟悉的厚重感，防空哨位的观测员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了出来：“八一军徽，那是我们的歼-6”。 四架银色的战鹰呼啸着掠过阵地上空，那鲜红的机翼标识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扎眼，紧接着，电话那头一直高喊“开火”的声音戛然而止，转而变成了更为急促的惊呼：“立即停止攻击，那是自己人”。 原来，这确实是一场天大的乌龙，那天其实是一架歼-6搞试飞，结果因为通讯和协调环节出了纰漏，地面雷达把返航的试飞和护航编队误判成了入侵敌机，由于苏式战机和美式战机在某些特定角度下的雷达反射截面确实难以区分。 再加上这四架歼-6并未接到被锁定的告警，依旧保持着巡逻姿态在飞行，这才导致了一连串的致命误判，可以说，如果刚才陈辉亭的手哪怕抖一下，或者他的意志稍微软一分，那一串飞出去的导弹，将会把这四架国宝级的战机和四名金贵的飞行员。 变成再也无法挽回的废铁和烈士，当导弹导引头断电、警报解除的那一刻，陈辉亭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后背早已湿透，他知道，刚才那一瞬间，他在鬼门关门口转了一圈。抗命不遵，这在战场上是要掉脑袋的罪过。 但若是为了服从而把屠刀挥向战友，那是让他死一万次都无法洗刷的耻辱，几天后，空七军军长刘玉堤并没有带着宪兵队来兴师问罪，而是亲自登门，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紧紧握住陈辉亭的手，那句感谢的分量极重：“我要谢谢你的‘不杀之恩’”。 信息来源：中央电视台重点创新节目《国家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