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南大学学生王明健在毕业前一天，突然被两名没有任何军衔与职务的神秘军人带走。在军人的看管之下，王明健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之后他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整整销声匿迹了30年。 王明健当时正收拾着行李，书桌上还摆着刚写好的毕业留言册，同学的签名墨迹未干。两名军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表情严肃，只说“有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没多余解释。作为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放射性地质与勘探专业的尖子生，他曾参与过国家重点矿产普查项目，可这样的阵仗，还是让他心头一紧。 签保密协议时，他的手指都在微微发颤。协议上写着“终身保密，不得向任何亲友透露工作单位、地点及内容，违反协议将承担法律责任”。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严格的保密要求！军人告诉他，从签字那一刻起，他的档案会暂时封存，对外只能宣称“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想问能不能给家人写封信，军人摇了摇头：“等任务允许了，组织会安排。” 第二天，同学们拿着留言册找他签名，却只看到空荡荡的宿舍。辅导员含糊其辞地说他“被国家选中去外地工作”，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连他远在湖南宁乡的父母，也只收到学校寄去的“留校任教”通知。王明健坐上了北上的火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他不知道目的地，只知道自己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 辗转数日，他终于抵达目的地——位于内蒙古荒原的某秘密基地。这里荒无人烟，除了几排简陋的平房和高耸的烟囱，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迎接他的是一位姓赵的老工程师，拍着他的肩膀说：“小王，从今天起，你就是‘02’号项目组成员，我们的任务，是提炼铀矿石中的铀-235。” 王明健瞬间明白了。1956年，新中国的核工业刚起步，铀作为原子弹的核心原料，几乎全靠进口，而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这个秘密基地，就是国家为打破封锁建立的首个铀提炼试验基地。可现实的艰难，远超他的想象。基地里没有先进的设备，提炼铀的核心装置是用搪瓷缸、玻璃管拼凑的，防护措施更是简陋，工作人员只戴着普通的口罩和手套，就直接接触放射性物质。 他负责的是铀矿石的化学分离环节，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反复试验配方。刚开始，多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提炼出的铀纯度远达不到要求。基地里的饮用水带着苦涩的盐碱味，食物只有馒头和咸菜，冬天室温低至零下二三十度，钢笔都冻得写不出字，夏天又闷热难耐，蚊虫叮咬得人睡不着觉。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孤独，他不能和任何人倾诉工作的烦恼，连写日记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泄露半点信息。 有一次，试验过程中发生轻微泄漏，王明健为了抢救数据，不顾危险冲进实验室。虽然及时撤离，可他的手臂还是起了大片红疹，头晕恶心了好几天。老工程师劝他休息，他却摇摇头：“多耽误一天，国家就少一分保障。”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反复查阅资料，调整试验参数，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指甲缝里的化学试剂痕迹，怎么洗都洗不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基地里的所有人都哭了。王明健和同事们相拥而泣，那一刻，所有的辛苦、孤独都烟消云散。他知道，自己和战友们用青春和健康，为国家撑起了一片安全的天空。可这份喜悦，他不能和家人分享，甚至不能告诉父母，那颗震惊世界的原子弹，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基地的生活单调而枯燥，唯一的娱乐就是周末晚上的露天电影。有一次放映《上甘岭》，当看到战士们为了守住阵地，渴得喝尿都不肯退缩时，王明健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父母。他已经整整8年没见过他们了，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拿出藏在枕头下的全家福，偷偷看一眼。有一年，父亲病重，家人拍来电报让他回家，可基地任务紧急，他只能让组织代为寄钱，自己却不能回去探望。直到父亲去世，他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份遗憾，成了他一辈子的痛。 1986年，国家对部分涉密项目解密，王明健终于可以“重见天日”。此时的他，已经从23岁的青年，变成了53岁的中年人，头发早已花白，背也有些佝偻。当他拿着组织开具的证明回到家乡时，母亲已经白发苍苍，看到他的那一刻，老人家愣了半天，才颤抖着喊出他的名字：“明健，你终于回来了！” 后来，王明健被调回中南大学任教，他把自己30年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核工业领域的人才。晚年时，他的身体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出现了多种并发症，可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直到70岁才退休。 30年隐姓埋名，30年默默奉献。王明健的故事，只是那个年代无数保密工作者的缩影。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放弃了亲情、爱情，甚至健康，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忠诚与担当。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就没有新中国的核盾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