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天津法租界的一间青楼内，24岁的张素贞正准备接待一位“熟客”。她刚解开外衫，冰冷的枪口却已抵在额头。那男人冷冷开口：“你是谁，心里清楚，别再装了，跟我走。” 三年前河北乡下的炮火声还在耳边——爹娘倒在军阀马蹄下的那个清晨，她攥着染血的衣角，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逃到天津。 法租界的青楼是最好的掩体：胭脂水粉遮得住伤疤，琵琶弦能藏起密信，老鸨只认银元，从不过问姑娘们夜里往发髻里塞什么。 她盯着男人袖口挽到小臂的肌肉线条，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块浸了墨的铁。这不是寻欢客该有的样子——巡捕房的人腰里别枪套，帮派打手指节带伤，而他虎口的薄茧，倒像常年握笔又练过拳脚的。 “爷认错人了，”她声音发颤，却悄悄把脚边的铜制发钗往靴筒里踢了踢——那是上次接头人留下的，说遇危险就扎对方咽喉。 男人突然伸手，攥住她发髻里那支錾花银簪。这是她攒了三个月月钱买的，空心杆里藏着昨晚刚收到的字条。“藏得挺深。”他冷笑，指尖一旋，纸条簌簌落下，墨迹洇着“租界巡捕明晚突袭”几个字。 她后背瞬间湿透。是军阀的眼线？还是老鸨为了讨好巡捕房卖了她？这三年见多了背信弃义——隔壁班的小翠就是因为私藏进步刊物，被老鸨亲手灌了哑药。 走出青楼时，老鸨站在楼梯口，脂粉厚的脸上堆着笑，眼神却往男人腰间瞟。张素贞忽然想起，今早送茶水时，听见老鸨跟龟奴嘀咕：“巡捕房李探长说了，明晚带兄弟来‘清场’，有赏钱。” 夜风卷着法租界的洋槐叶，路灯把石板路照得忽明忽暗。穿洋装的男女从身边走过，香水味混着黄包车夫的汗味，远处警笛声又响了——这地方，连风里都藏着刀。 拐进第三条暗巷时，月光突然从云缝里漏下来，照亮男人腰间露出的半枚铜章。她瞳孔骤缩——那个“新”字刻得极浅，边缘还有她亲手打磨的毛边，是上个月她帮小王修徽章时留下的痕迹。 “他们盯上老鸨了，”男人声音压得很低，“她今早去巡捕房告密，说‘有个姑娘总在半夜烧纸条’。” 原来不是冲她来的？还是老鸨根本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只当她是普通私藏东西的姑娘？她想问，却看见男人朝巷口努嘴——一辆黑色马车停在那，车帘缝里透出一点烛光，像她夜里刻情报时用的那盏豆油灯。 上车时，她摸了摸发髻，银簪已经不在了，只有掌心的铜章硌得慌。车里比想象中宽敞，角落里堆着几摞书，封皮印着《新青年》的字样，墨香混着干草味，是她在青楼从未闻过的味道。 “往后去北平，”男人在车外说，“那边有个书局缺个管账的，账册夹层能写东西。” 马车动起来，法租界的洋楼渐渐变小。她想起刚到天津时，老鸨捏着她的下巴说“这张脸能换不少银元”，那时她以为藏在脂粉堆里是为了活下去，现在才明白——活下去，是为了能把更多“纸条”从银簪里取出来，送到该去的地方。 外衫的盘扣还松着，像她再也系不回去的过去。 但掌心的铜章发烫，比枪口更烫——从青楼的暗门到马车的布帘，她藏在胭脂水粉下的眼睛，终于能望向没有枪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