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国民党将领吴石因间谍案被捕，带出时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侯腾早前发现吴石与朱枫接触却未上报，还暗中放水，导致保密局起疑。 侯腾是保定军校八期的学生，跟吴石住过同间上下铺，当年在河北的冰天雪地里跑操，他腿上的旧伤犯了，疼得直冒冷汗，吴石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棉裤扯下来套在他身上，自己裹着薄单衣站在风里，还笑着说“我皮糙肉厚冻不死”。那时候他们俩都攥着枪，满脑子都是“打跑鬼子，给老百姓建个安稳的家”，谁能想到十几年后，会在台北的国防部里，对着这样的局面。 他的办公室在国防部三楼的拐角，窗台上摆着只掉了半块青釉的建盏，是吴石四年前从福建老家捎来的，说这是他爹当年种茶时用的，泡大麦茶最香。那阵子台北的梅雨季拖得特别长，廊下的木栏杆长了一层绿霉，连办公桌上的文件，都潮得能拧出水来。撞见吴石和朱枫那天，是个周三的傍晚，他刚领了这个月的薪水，攥着汇款单要去邮局寄给福建的老娘——前阵子刚收到家信，说村里的工作队帮老娘补了漏了一冬天的屋顶，还给了半袋新收的米，字里行间都是松快的劲儿。 刚拐进侧廊，就看见吴石站在廊柱后面，把封着火漆的牛皮纸信封，轻轻塞进朱枫的旗袍口袋。朱枫装成跑国防新闻的记者，领口别着枚银质的梅花胸针，发梢沾了雨，顺着脸颊往下滴，眼睛亮得像当年保定军校操场边的星子。吴石的手因为常年握枪，指节上的茧子硬得硌人，递信封的时候，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侯腾攥着汇款单的手紧了紧，没出声，转身拐去茶水间，对着凉透的大麦茶愣了快十分钟。 他不是没看见，是不想说。这大半年来，他见过的糟心事太多了——金门守军的棉衣被后勤官贪去卖了钱，士兵们冻得腿都截肢了，保密局的人堵在国防部门口，连下班买豆浆的小兵，都能被当成共党嫌疑查半天；同僚们抢着办美国绿卡，把黄金塞进皮箱往码头运，连给前线的弹药，都能被扣下来换美金。前阵子他上报金门棉衣的事，被上司指着鼻子骂“多管闲事”，转头就看见上司戴着刚买的美国手表，搂着姨太太去了西餐厅。 保密局的人找上门是在凌晨两点，皮鞋踩在木质楼梯上的声响，把楼下的黄狗惊得叫了一整夜。他们撞开办公室的门，翻遍了他的抽屉，最后翻出那只建盏，还有吴石当年给他的治腿伤的药方，拍在桌子上问他“为什么隐瞒”。侯腾没辩解，只说“没注意到”，哪怕被抽了两个耳光，嘴角的血滴在药方上，也没吐半个关于吴石同党的字。 他那时候心里想的，不是自己会不会被抓，是老娘信里写的“村里的人都能吃饱饭”，是吴石前阵子跟他说的“总得有人给老百姓留条活路”。他的放水，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是在这个已经烂透的党里，不想再帮着这群吃人的人，害更多想好好过日子的人。 侯腾最后被判了十年，监狱里的日子不好过，他腿上的旧伤犯了，连路都走不了，同狱的年轻兵是刚被抓来的学生，跟着他学写毛笔字，他就写当年保定军校的校训，写“还我河山”。出狱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回福建老家的那天，他把那只掉了釉的建盏，埋在了老娘的坟边。 后来村里的老人跟他说，当年吴石和朱枫传的情报，帮着后来的解放军少走了好多弯路，减少了好多不必要的伤亡。他坐在老娘的坟边，摸着坟头的青草，突然就懂了吴石当年的选择——他们当年攥着枪想守的，从来不是某个党，是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的家。 有人骂他是叛徒，可那些人从来没见过，在台北的潮雨里，一个攥着汇款单的老兵，看着自己的同窗，给老百姓留活路时的眼神。那些人只看身份，不看良心，只看对错，不看死活。他们根本不懂，在一个已经烂到根里的环境里，守住一点良心，比什么都重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