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邀访问苏联。彼时苏维埃政权已建立近二十载，列宁时代的理想主义余温尚存，斯大林体制却已悄然成型。特权阶层在“共产主义”旗号下悄然滋长。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种生活并非个例。从斯大林到布哈林，从作协主席到契卡高官，特权早已制度化。官僚等级名录详细规定了别墅、特供、教育、医疗乃至继承权，腐败不再是秘密，而是国家许可的秩序。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共产主义成了少数人的特权。”他目睹的，是一个宣称消灭阶级的政权，却催生了最森严的特权阶层。百姓在贫困中挣扎，官员却以“人民内部矛盾”之名肆意攫取财富，这种鸿沟比旧世界更深、更刺眼。 特权阶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列宁时代，贪腐被视为“财产错误”，批评了事，斯大林则将其合法化，用特权收买忠诚，将腐败纳入国家机器的运转逻辑，到勃列日涅夫时，腐败已如血脉贯穿全身，成为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曾试图斩断这条链条，却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被赶下台，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场，船已沉至甲板，改革不过是加速溺亡的徒劳挣扎。 罗曼罗兰带着沉默离开苏联，将日记尘封五十年。他最终明白：一个宣称消灭阶级的政权，其内部滋生的特权阶层，正是其覆灭的开始。当理想主义被权力腐蚀，当平等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制度的崩塌便已注定。苏联的教训，不仅是历史的回声，更是对所有宣称“进步”的政权的警示特权，才是理想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