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朗的情况来看，在中国最有可能存在摩萨德特务的人群不只是出国留学打工人员，还有那些滞留或潜伏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人。 伊朗核科学家遇害事件频发，暴露了摩萨德的情报渗透能力。从2010年起，以色列情报机构针对伊朗核项目实施了一系列暗杀行动。像莫森·法赫里扎德这样的高层科学家，在2020年被远程操控的自动武器击毙，当时他正开车经过德黑兰郊区。其他受害者包括物理学家穆罕默德·梅赫迪·特赫兰奇和费雷敦·阿巴西，他们都参与了伊朗的核研究。 这些行动不是随意，而是基于详细情报，包括科学家的日常习惯和位置信息。摩萨德通过招募伊朗内部代理人和外国居民，逐步构建情报网络。报告显示，以色列在2025年伊朗冲突中部署了超过100名外国代理人，这些人伪装成普通公民，收集敏感数据。这样的操作让伊朗核计划遭受重创，多个设施被破坏或情报外泄。摩萨德还利用网络平台吸引伊朗异见分子，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换取内部情报。这种招募方式针对海外留学生和科学家特别有效，因为他们接触先进知识，却可能在国外被拉拢。 摩萨德的伊朗行动模式，提醒人们在中国也可能存在类似风险。中国有大量出国留学和打工人员，他们掌握尖端技术，一旦被境外势力接触，后果严重。拿赵学军案来说，这位航天科研人员在国外访学期间，被外国情报人员接近，提供资源支持。回国后，他持续泄露核心情报，包括航天设计数据。2022年8月，他被法院判处七年监禁，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财产20万元。类似案例在中国间谍案中屡见不鲜。 2024年央视曝光的间谍案中，一个年轻人考公务员失败后，主动联系境外机构，用内部文件换取好处，试图长期潜伏。另一个例子是科研工作者杨健，他发现被境外拉拢后，选择自首，配合破案，最终减轻处罚。这些人往往在国外求学时成为目标，因为摩萨德式的手法强调利用奖学金和公寓等诱饵。伊朗数据专家巴赫曼的案子就是典型，他接受全额资助后，将核心数据库权限交给境外，导致伊朗情报系统漏洞百出。中国留学生群体庞大，每年数十万人出国，如果不警惕，科技命脉容易被窃取。 除了留学生，滞留或潜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是潜在威胁。摩萨德在伊朗的成功，部分靠伪装成普通居民的外国代理人。这些人长期居住，融入社会，收集情报。中国境内外国人众多，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常住人口。数据显示，上海有约12万日本居民，北京望京地区韩国人达5.7万。韩国裔中国人总人口约170万，许多人从事商业或教育工作。 但其中可能混杂特殊人员。2024年青岛海关抓获一名日本籍男子，他手机存有中国沿海雷达站坐标，伪装成旅游博主，用高清相机拍摄军事设施，再用软件标注参数。这手法与伊朗阿巴斯港雷达数据泄露案相似，那里也有人假借旅游记录敏感信息，导致港口安全暴露。摩萨德在伊朗利用外国居民建立网络，甚至执行刺杀。在中国，这些长期居住者能接触行业会议和企业，逐步获取数据。日本和韩国人在中国多从事制造业或科技领域，如果被情报机构利用，危害不小。中国政府已加强监控，但渗透风险依然存在。 伊朗摩萨德行动的深层问题在于社会关系网的利用。情报机构不只针对个人，还分析家庭和同学关系。伊朗科学家社交圈被摸透，谁的孩子在哪上学，谁有家庭矛盾，都成策反突破口。类似在中国，境外势力可能通过留学生亲友施压。2023年中国修订反间谍法，扩大间谍定义，涵盖更广活动。这法条强调保护国家安全，针对外国情报渗透。国家安全部公开案例，显示间谍常伪装成咨询公司或学者。像2024年全球时报报道的三起间谍案，包括航天领域人员被招募。中国的反间谍努力结合专业力量和群众参与，形成“人民防线”。杨健案中，他自首后协助抓捕，网络被瓦解。这种模式让境外尝试屡屡失败。伊朗也加强内部审查，但损失已成事实。中国需借鉴，避免留学生和外国人成为情报缺口。 日本和韩国人在中国长期居住，表面看是经济交流，但潜在风险不可忽视。统计显示，中国是韩国海外最大侨民聚居地，韩国人从事餐饮、教育等领域。日本人在华投资企业众多，上海成为主要据点。但青岛案显示，有些人可能执行情报任务。那名男子被捕后，当局强化边境检查，防止数据外流。摩萨德在伊朗招募外国代理人时，提供加密工具和资金支持。在中国，类似手法可能针对日韩居民，因为两国与以色列有情报合作历史。2025年美国司法部指控多名中国留学生在美窃取生物材料，显示间谍活动全球化。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易被招募，回国后成隐患。反之，外国人在华也需警惕。国家安全教育宣传片中，强调发现异常及时报告。这样的防范让摩萨德式渗透在中国碰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