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养起来，做翻译工作。” 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毛主席便评了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却在抗日战争期间因担任伪职、推行亲日宣传而沦为“文化汉奸”，最终命运大起大落。 1937年北平沦陷，众多文化名人南迁避难投入抗战，但周作人选择留守北平。起初他还保持观望，但很快走上了附逆之路。 1938年，他参加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已引起文坛不满。 1939年起，周作人正式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后又陆续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等核心伪职，全面参与日伪的文化统治。 在伪政权体系内，周作人积极推行奴化教育，配合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大力宣扬亲日思想。在文章和演讲中，他多次美化日本侵略，攻击中国抗战力量。 例如他曾称中国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敬佩远超对“大东亚战争”的反感，还宣扬“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鼓动青年接受“大东亚主义”。 他的亲日行径并不仅限于笔头。周作人多次随汪精卫出访伪满洲国和日本，觐见溥仪和日本天皇。 他还前往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及日军伤兵医院慰问并捐款，甚至穿戴日本军服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分列式，频繁发表亲日训词。 可以说，他是当时日本侵略者推行文化统治的重要帮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汉奸展开大规模清算行动。1945年，周作人被捕。 南京高等法院在1946年一审时，根据他历年担任的13项伪职，包括北大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亲日活动，以“文化汉奸”罪名判处死刑。 判决一出，文坛震动，胡适等文化界人士联名营救，认为周作人虽有附逆劣迹，但并未直接参与杀戮、特务迫害，仅限于文化与行政领域。 最终法院将其改判为有期徒刑14年，后又减为10年，实际在狱中服刑约3年，期间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1949年国民党溃败前夕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的周作人，曾短暂考虑前往台湾，胡适一度希望他能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因与台湾方面联系不深，加之文坛声誉扫地，周作人最终选择留在大陆。 1949年7月，他给周副主席写了封长信，为自己辩解，强调曾掩护李大钊子女，实则希望争取新政权的宽宥。 1952年，周作人又给周总理写信，表达悔意，总理爱材，便请示了主席，主席便批示了开头那一句，让他去做翻译工作了。 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的命运，他得以在北京安身，并开始专心从事希腊文学翻译。 人民出版社请周作人翻译希腊、日本等国文学，每月预支稿费200元，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体面的生活保障。 周作人精通希腊文、日文和英文，翻译了《希腊神话》《伊索寓言》《枕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等，被认为是中国少数能直接从希腊文译介古典作品的学者之一。 作为少数能直接阅读希腊文原版的学者，他的译著既保持了原著的韵味，又融入了自己的文字功底，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古典文学和日本文学搭建了重要桥梁。 据统计，晚年他共完成翻译作品近30部，总字数超过500万字，堪称“用翻译赎罪”。 但“汉奸”的污点，终究如影随形，晚年的周作人，生活过得并不顺遂，妻子羽太信子（日本人）花钱大手大脚，家庭经济时常拮据。 他与鲁迅后人彻底决裂，侄女周建人等亲属从不与他往来；文化界对他始终保持距离，他的作品只能以翻译署名出版，原创散文极少再被刊发。 政治上，周作人虽悔过自新，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汉奸”，1958年，他曾向有关部门申请恢复选举权，理由是“已改过自新，为国家作出翻译贡献”，但最终未获批准。 他在晚年日记中反复为自己辩解，称当年附逆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保全文化血脉”。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因病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82岁，弥留之际，他依然保持着写作和翻译的习惯，但外界对此多以冷眼相待。 他的葬礼极为简单，没有追悼会，没有亲友送别，只有少数几位邻居帮忙料理后事，骨灰被草草安葬。 直到多年后，他的后人才为他立下一块简单的墓碑，上面没有任何评价，只刻着“周作人之墓”四个字。 周作人事件折射出民族危亡时知识分子的道德选择，也让后人看到政治、学术与个人命运的复杂交织。 新中国对“文化汉奸”的特殊处理方式，体现了当时对文化人才的现实考量。翻译工作成为周作人晚年最后的价值归属。 回望周作人的一生，既有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也有汉奸罪名的千古骂名，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家危难时守住底线，始终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参考信源： 《周作人》余斌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