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破南京城后，为什么对城中平民也如此残忍？ 这支由儒生带领山农的队伍，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双重胎记：既需以理学维系精神纽带，又不得不靠抢掠维持运转。当曾国荃的吉字营在1864年7月炸开太平门城墙时，城外湘军已围城两年零三个月，战壕里的湘军士兵早已不是咸丰三年那个背诵《爱民歌》的朴实农夫。 湘军的兵源结构注定了其暴力底色。曾国藩选兵专挑"深山寒谷贫苦之民"，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入伍只为吃饱饭。他们每月三两四钱的饷银虽比绿营高一倍，却常被拖欠——安庆破城前欠饷半年，曾国荃甚至要向弟弟借钱发犒赏。 当主帅用"升官发财乐呵呵"替代道德说教，士兵自然把每座城池当成钱庄。南京城破前，湘军上下流传着"破了南京城，银子用船撑"的俚语，这种集体性的财富饥渴，让军纪在入城瞬间崩塌。 长期围困滋生的仇恨，在破城时化作无差别杀戮。曾国荃在雨花台被太平军流弹击伤面部，裹创督战的记忆让他对"长毛"恨之入骨。湘军将领认定城内"老兄弟"（两广籍太平军）是"真贼"，连曾国藩都在奏折中称"逆党十之八九为两广老贼，断无生理"。 这种标签化认知，让士兵将屠刀挥向所有拒绝投降的身影——赵烈文目睹的"老者幼孩皆斫戮以为戏"，实则是对两年战壕煎熬的病态报复。当李续宾在九江屠城后获封巡抚，曾国荃在安庆杀降四万后晋爵伯爵，屠城本身已成为邀功的筹码。 湘军的私人军队属性，让抢掠成为维系军心的刚需。这支"兵为将有"的武装，士兵只认营官不认朝廷。曾国荃的吉字营里，从什长到伙夫都是湘乡同乡，攻城时互相裹挟卖命，破城后自然集体分赃。 赵烈文记载的"各棚厥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正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写照——士兵们扛着从天王府搜出的金器、从民宅掘出的窖银，想着回乡买田娶亲，军官们则盘算着如何向朝廷隐瞒 loot。曾国藩不是不知道部下的贪婪，他默许"大索三日"，实则是用放纵劫掠换取军队不散伙的无奈选择。 更深层的矛盾，藏在湘军的生存逻辑里。这支非正规军的饷源，七成靠地方厘金——那种逢关立卡、见货抽税的恶税。当厘金不足以养兵，屠城抢掠就成了补充军费的"惯例"。 九江、安庆的前车之鉴，让南京军民早已知晓"城破即屠"的结局，太平军焚毁三分之一城区，正是对湘军暴行的绝望预判。而湘军士兵将焚烧视为掩盖抢掠的手段——萧孚泗火烧天王府，表面是"剿灭贼巢"，实则是毁灭藏宝证据。 最吊诡的是理学治军的虚伪性。曾国藩教士兵唱"军士与民如一家"，自己却在破城后修改李秀成供词，删除湘军暴行的细节。当赵烈文劝他约束军纪，这位理学名臣只能苦叹"吾亦知此军不可复用"。 他清楚，这支靠抢掠驱动的军队，早已脱离"卫道"初衷，变成追逐利益的暴力集团。南京屠城后，湘军士兵用抢来的银子在湖南置地，却不知这些沾血的财富，日后会成为哥老会反清的资本，当年的"忠义之师"，最终埋下了颠覆王朝的种子。 这场浩劫的底色，是农业文明末期的军事畸形。当朝廷养不起正规军，只能默许私人武装以掠养战；当儒生将领无法用俸禄留住士兵，只能用"贼赃"维系军心；当道德教化敌不过两年围城的煎熬，暴力就成了最简单的宣泄方式。 南京城破时的十万冤魂，不仅是太平天国的末路，更是旧时代兵制崩塌的祭品，那些在秦淮河上漂浮的尸体，何尝不是湘军自己的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