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武汉女教师在医院生下一个小男孩。谁知，丈夫突然在她耳边说：“老婆，把氧气管拔掉吧，我们还能再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女教师脸色大变，怒斥道：“我真后悔嫁给你！” 那时邹翃燕29岁，在幼儿园教孩子们唱儿歌，工资刚够买奶粉。怀孕后她没请过一天假，每天早上骑车穿过积着雨水的柏油路，车筐里装着给孩子们折的纸青蛙。产检本上“一切正常”的字样还没干，产房里医生的一句话却让世界塌了——“宫内窒息太久，重度脑损伤，抢救意义不大”。 丈夫收拾行李时，她抱着襁褓里插着氧气管的婴儿坐在床边。洗衣机、电风扇、录音机被陆续搬出门，最后他放下38块零钱和两床起球的旧棉被，“你想救就救，别指望我”。她没回头，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回了娘家的老房子。 孩子取名丁峥，字典被她翻得掉了页，就为“铮”字——要活得响亮。一岁时他连纸片都抓不住，她从幼儿园带回废试卷，让他每天撕，从一张撕到满床碎纸，手指磨出茧子才终于能捏住积木。两岁半站着就晃，她跪在床边给他捏脊，六小时不歇，孩子背上青紫一片，哭声把邻居都惊醒，她咬着牙说“妈妈在”。 最慌的是智力测试。她举着红绿色气球在他眼前晃，丁峥的眼神跟着气球转，那一刻她蹲在地上哭了——儿子脑子没坏。后来医院每年测智商，12年的数据都写着“正常”，只是小脑神经受损，动作比同龄人慢半拍。吃饭她偏要教筷子，打手心的竹尺断了两根，“妈不想你以后在饭桌上低着头”。 上学成了攻坚战。她揣着病历跑了七所小学，校长们看一眼丁峥走路的姿势就摇头。最后一所小学的校长说“试读三天”，她在教室外站了三整天。丁峥坐在最后一排，写字比同学慢一半，她把课本重点录进磁带，让他每天坐公交时听，“别人听一遍，我们听十遍”。初三那年，他的名字出现在年级前十的榜单上，校长把奖状递给她，她蹲在操场边哭得肩膀发抖，像个丢了糖的孩子。 2007年夏天，丁峥拿着660分的高考成绩单回家，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来被她压在玻璃桌下。本科时他拿了两次国家奖学金，毕业时抱着“优秀毕业生”证书笑，她摸着证书边角，想起他撕试卷的样子。再后来，他考上北大国际法学院硕士，2016年冬天，她在菜市场买菜，广播里念着“丁峥，哈佛法学院录取”，菜篮子“哐当”砸在地上，她跪在泥水里哭了半小时，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指着墙上丁峥穿博士服的照片，“你看他笑得多亮。当年要是听了那句话，哪有现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像撒了一把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