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唐山王建国在钢厂干了23年，1998年突然被

19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唐山王建国在钢厂干了23年，1998年突然被通知下岗，40多岁，有技术却找不到工作。他拿着几千块安置费，站在厂门口哭了。 那是1998年的深秋，唐山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王建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胸口还别着褪色的“先进工作者”徽章，那是他35岁那年拿的，至今舍不得摘。手里的安置费信封薄薄的，捏在掌心却重如千斤，掌心却重如千斤，几千块钱，是他23年钢厂生涯的全部补偿。他望着熟悉的高炉，烟囱还在冒烟，轰鸣声依旧震耳，可这一切，已经和他没关系了。 王建国1975年进的唐山钢铁厂，那时候他刚满18岁，是厂里最年轻的学徒。父亲是老钢厂工人，1976年地震中没了，母亲拉扯着他和妹妹长大，能进国企当工人，在当年是比考大学还风光的事。他记得第一天上班，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国，咱钢厂是铁饭碗，好好干，这辈子不愁吃穿。”他信了，也真的拼命干，跟着师傅学炼钢技术，别人下班回家，他留在车间研究炉温参数；设备出故障，他第一个钻进去抢修，手上烫出的水泡好了又起，结了厚厚的茧。 23年里，他从学徒变成了车间技术骨干，炼出的钢水合格率常年第一，家里的奖状贴满了一面墙。女儿上小学时，总骄傲地跟同学说“我爸是钢厂的技术大拿”。他以为这辈子就跟这高炉、钢水绑在一起了，从青年到中年，从青涩到沉稳，钢厂见证了他的成长，也撑起了他的家。妻子在街道办的小工厂上班，工资不高，女儿正要上高中，家里的房贷还没还完，他的工资是全家的顶梁柱。 下岗通知书递到手上时，王建国还在炉前盯着钢水。车间主任拍了拍他的胳膊，欲言又止，只说了句“建国，委屈你了”。他没吵没闹，跟着大伙去劳资科办手续，签字的时候，笔尖都在抖。走出办公楼，他沿着钢厂的围墙走了一圈，围墙根下还留着他年轻时和工友们抽烟聊天的痕迹，车间里传来的钢水浇铸声，曾是他最熟悉的催眠曲，如今却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站在厂门口，看着陆续走出的工友，有人骂骂咧咧，有人沉默不语，王建国再也忍不住，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41岁的男人，在生活面前从没低过头，父亲离世时没哭，地震后重建家园时没哭，可这一刻，他像个迷路的孩子，不知道未来该往哪走。 回到家，妻子看出了他的不对劲，追问之下，他才哽咽着说出下岗的事。妻子没抱怨，只是默默给他倒了杯热水，说：“没事，天无绝人之路，咱有手艺，总能找到活干。”话虽如此，可现实比想象中残酷。那个年代，唐山的国企都在精简人员，到处都是下岗工人，像他这样40多岁的技术工人，高不成低不就。他去私营小钢厂应聘，人家嫌他年纪大，要的工资高；去建筑工地干零活，体力跟不上，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挣的钱还不够给女儿交学费。 安置费用得很快，房贷要还，女儿的学费要交，家里的日常开销省了又省，妻子把菜市场的烂菜叶都捡回来腌咸菜，女儿想买本课外书都舍不得开口。有一次，他在劳务市场蹲了一天，没找到活，路过小卖部，看到女儿爱吃的饼干，想掏钱买，摸遍全身口袋，只有几块零钱，最终还是默默走开了。 绝境之下，王建国想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他年轻时跟着师傅学过机械维修，钢厂的设备坏了，他总能修好。他凑了点钱，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理摊，修自行车、修家电，后来又琢磨着修小型机械。刚开始生意不好，一天下来挣不了几十块钱，还得看别人的脸色。有一次，一个客户的洗衣机修好了，却故意找茬少给钱，王建国忍着气没发作，心里却像被刀割一样。 最难的时候，他想过放弃。可看到妻子偷偷抹眼泪，女儿在作业本上写的“爸爸是最棒的”，他又咬牙坚持了下来。 2005年，王建国用攒下的钱开了一家小型机械维修店，雇了两个同样下岗的工友。他没忘本，收费公道，技术过硬，生意越做越好。女儿考上大学那年，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抱着他哭着说：“爸爸，你太不容易了。”王建国摸着女儿的头，眼眶红了，这些年的委屈、辛苦，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欣慰。 后来有人问他，下岗那几年最难熬的时候，有没有恨过时代。王建国摇了摇头，说：“恨过，也怨过，可时代要往前走，总有人要付出代价。咱工人出身，不怕吃苦，只要肯干活，就饿不死。”他还记得，当年一起下岗的工友，有的摆摊卖菜，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去外地打工，大家都凭着一股韧劲，在时代的浪潮中站稳了脚跟。 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无数像王建国这样的下岗工人，牺牲了自己的“铁饭碗”，为国家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凭着勤劳、坚韧和不服输的精神，在新的领域闯出了一片天。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也是中国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下岗工人的挣扎与坚守，不该被遗忘。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家庭，也撑起了时代转型的重任。他们的坚韧与奉献，值得每一个人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