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饭后，陆小曼红着脸说：“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她总把铜板在掌心掂得哗哗响，石库门小屋的煤炉上，铁锅三天两头只飘着青菜香。可那天傍晚，表妹吴锦从当铺回来时，布袋里装着的除了百来块钱，还有扎着草绳的肥螃蟹——那是她压箱底的貂皮大衣换来的，领口的毛都快磨秃了，她却笑着说“棉衣多裹两件就不冷”。 常州老宅的雕花木窗还记着她少女时的模样：父亲是清末进士，教会学校的洋文课本被她翻得起了毛边，跟着刘海粟学画时，连梁启超都捏着她的画稿叹“这丫头笔锋有股野劲”。16岁嫁陆军少将王庚，梳妆台的珠宝能照亮半间屋，可她偏在茶馆里跟徐志摩聊到深夜，连王庚派来的副官都等得脚麻。 后来她在柏林打掉孩子，签字离婚时连首饰盒都没看一眼。徐志摩为养她，拎着讲义坐邮机满中国飞，直到1931年那架飞机撞进济南的山坳。她跪在灵前翻他遗物，铁匣里裹着她画的东北山水长轴——“九一八”那晚，她哭着画到天亮，没想成了日后浙江博物馆的藏品。 翁瑞午带着推拿手艺闯进她生活时，她正抱着鸦片枪咳得撕心裂肺。这个已婚男人把家里的金条、字画都搬到她这儿，连原配送来的冬衣都先紧着她穿。三十年里，她不许他离婚，自己也不再嫁，却在抗战时把日本代表骂得狗血淋头——对方掏一千大洋请她“出山”，她愣是几个月不梳头不洗澡，缺牙的嘴咧开一笑，吓得说客摔了茶杯就跑。 1959年翁瑞午咽气那天，她才发现自己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画院请她去当画师时，她攥着聘书手抖得厉害，毕竟除了画画，她这辈子没正经赚过一分钱。可市委干部上门时，她拍着胸脯说“出国礼物包在我身上”，转头就翻出那件貂皮大衣——那是徐志摩当年在北平给她买的，内衬还绣着他俩名字的缩写。 唐云、刘旦宅、张正宇走进小屋时，满桌的螃蟹正冒着热气。“陆先生这是发大财了？”刘旦宅夹起蟹腿打趣，她却红了脸：“求各位帮个忙，每人画一幅，也算我没误了国家的事。”三位画家当场铺纸，残荷、懒猫、柴狗，几笔下去就有了生气，她站在旁边看得直抹眼泪——多少年了，除了骂名，她好像从没被人这么体面地对待过。 那些画后来跟着代表团出国时，没人知道背后藏着一件大衣的温度。街坊还在传她“私生活糜烂”，说她“抽大烟败光家产”，可谁也没见过她托梅兰芳从国外带宣纸时，在信里写“给灾区义演的画，我得多备几张”；谁也没见过她晚年咳得直不起腰，还在画案上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父亲教她的第一句古文，她记了一辈子。 1965年她在上海病逝，骨灰在殡仪馆放了三年没人领。后来有人翻出她的账本，最后一页写着：“卖大衣，得120元。蟹3斤，45元；酒1瓶，8元；画纸，20元。余47元，给锦妹买冬衣。” 原来被骂了半辈子的女人，也会在寒夜里卖掉最后一件体面，只为给国家挣回一点脸面。就像她画的那幅残荷，叶虽枯了，根却死死扎在泥里，不肯烂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