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日本政府头疼的中国女人，国内对她的宣传却很少，如今73岁了。 2024年初春的杭州档案馆里，王选正用棉签擦拭一盘老式录音带，标签上“义乌陈阿婆1996年口述”的字迹已有些模糊。她指尖在“细菌战”三个字上停顿——这三个字，是她从41岁走到73岁的全部注脚，也是日本右翼最想从历史里抠掉的刺。 1995年的东京，中文教师王选刚结束一堂课，学生递给她一封来自义乌老家的信。信封里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82岁的陈阿婆躺在土炕上，右腿溃烂得露出骨头，枯瘦的手臂上，疤痕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缝，蜿蜒到手腕。附信的亲戚后来打电话说：“阿婆说，当年鬼子撒了药粉，村里一半人没了，她爹娘就是这么走的，等一句道歉等了五十年。” 五十年的等待，真的等不到一句道歉吗？ 她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泡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想找些官方记录，却发现关于731部队、1644部队的档案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只在1940年《朝日新闻》的角落找到一则“不明疫病致衢州万人死亡”的简讯，旁边印着“皇军防疫成果显著”的标题。 “别多管闲事。”身边朋友都劝她，毕竟她在东京有稳定的工作，学生里甚至有右翼政客的子女。但那个周末，她坐新干线去了京都，在一家旧书店翻到1938年日军军医的日记残页，里面写着“今日在义乌投放‘石井式’跳蚤，预计一周后见成效”——这成了她辞职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带着那页日记残页回到中国，第一站是湖南常德。1941年日军在这里撒下鼠疫杆菌，导致7643人死亡。在常德市档案馆，她遇见91岁的周爷爷，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1942年的死亡证明，上面盖着“急性传染病”的章。“鬼子医生来看过，说‘治不好’，就走了。”老人的手抖得厉害，布包上的补丁磨得发亮。 日本右翼的阻挠几乎是贴身的。1998年第一次赴日庭审，她刚走出东京地方法院，就被举着“驳回赔偿”牌子的人围堵。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冲上来推她，嘴里喊着“滚回中国”，她没躲，反而掏出录音笔：“你敢再说一遍？这录音会出现在下一次庭审上。”男人的脸瞬间白了。 这场官司打了8年，18次庭审。2002年判决下来那天，她以为会看到日本政府低头，结果却是——承认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却以“战争赔偿问题已通过国际条约解决”为由驳回赔偿请求。法庭外，89岁的周爷爷抹着眼泪笑：“能让世界知道鬼子干了啥，就不算输。” 有人说她是“堂吉诃德”，用个人力量对抗国家机器。但她在整理证词时发现，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找上门来。早稻田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佐藤，帮她翻译了三百多份口述记录，在毕业论文里写：“王选女士让我明白，忘记不是原谅，是二次伤害。” 这些年，她把上千份口述、档案汇编成《细菌战受害者实录》，在国内外办了百余场讲座。去年义乌中学请她演讲，台下有学生举手：“王奶奶，我们现在学历史，课本里有细菌战了。”她忽然想起1995年那张照片，陈阿婆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档案馆的窗外，玉兰花开得正盛。王选把录音带放进播放器，陈阿婆的声音带着乡音：“姑娘，我等不到道歉了，但你要让后人知道，当年鬼子干了啥……”73岁的她按下播放键，磁带转动的沙沙声里，藏着一个民族对历史最倔强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