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来了！日本正式发布在华日本人最新统计，日本外务省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在华日侨人数为9.75万，比2012年的15.03万少了35%，创下多年来新低。 在华日本人越来越少，这事得从二十年前的厂子说起。那时候北京亮马桥的日料店刚开张，上海古北的樱花还没开败，丰田、松下的工程师带着全家住在开发区的独栋小楼里，孩子上国际学校，老婆在望京开杂货店，货架上的清酒和味噌都是从日本直运过来的，连收银台的计算器都贴着日文标签。 2012 年在华日侨 15.03 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的人口，大连开发区的日语标识比汉字还多，走在街上随时能听到 “こんにちは” 的问候，那会儿的日侨社区自成一派，连菜市场都有专门卖纳豆和昆布的摊位。 那是中国制造业最 “便宜” 的年代，珠三角的电子厂招普工月薪八百块就能排起长队，日本企业把整条生产线搬过来，连螺丝钉都带着东洋味。2012 年的数据显示，进驻中国的日企已经达到 14394 家，光是制造业就有 5951 家，东莞常平镇 28 家日资电子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全镇的 33.1%，相当于小半条产业链都靠日企撑着。 那时候的日企老板底气足，东莞狮岭镇的皮具厂老板还在感慨，2007 年招个平车工人月薪 1300 元就行，到 2012 年涨到两千都得抢，可即便如此，比起日本国内的用工成本还是划算太多。 转折点出现在 2015 年前后，这股好日子的劲头突然就泄了。苏州工业园里做电子零部件的日资小厂最先感觉到不对劲，以前 HR 坐在办公室里挑简历，现在得跑到技校门口摆摊，还得跟本地企业抢人。 昆山的劳务派遣公司报价从 8 块一小时涨到 15 块，涨幅快一倍，东莞工厂的用工成本更是飙升到 14 至 16 元 / 小时，折算下来月薪得 3600 到 4200 元，比 2012 年翻了近两倍。 更让日企头疼的是，招来的技校生开始问 “有没有五险一金”，以前那种只给基本工资、社保靠劳务派遣代交的套路根本玩不转了，劳动部门查得严，工人维权意识也强，不给齐待遇转头就走。 成本一涨，不少日企就动了搬家的心思。松下 2016 年干脆关掉了广州的彩电组装厂，把设备拉到了越南，那里的普工月薪才一千多块，还不用强制交五险一金。 夏普更直接，2017 年把苏州的手机屏工厂卖给了中国企业，自己跑去马来西亚设厂。东芝在深圳的笔记本电脑工厂也没能撑住，2016 年关闭时，厂里 50 名日本籍工程师要么被调往泰国工厂，要么打包回了日本。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更能说明问题，2013 年后日企对华投资跨过峰值，中国从海外投资首选国跌到第四位，41.2% 的企业都说放弃中国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 光成本高还能扛，本土企业的 “围剿” 才真要命。2012 年的时候，家里买冰箱、洗衣机还认松下、日立，日系家电在华市场份额能占到四分之一，可到了 2024 年，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电一年才 5 万台左右，进口金额从 2022 年的 10.16 亿美元跌到 7.08 亿美元。 电视领域更惨，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出货量前五全是中韩品牌，松下彻底跌出前十，连日本本土市场都被海信、TCL 抢了半壁江山，松下份额只剩 8.8%。汽车行业也一样。 2015 年后中国抓环保的力度也让不少日企吃不消。以前偷偷排废水的小厂被挨个清查，无锡的村田电子因为废气排放超标被罚 200 万，还得限期整改，折腾大半年后还是把部分产能转移到了菲律宾。 苏州工业园里有家日资化工企业更倒霉，2017 年被查出排放不达标，直接被责令停产，最后只能关掉厂子，二十多个日本技术人员跟着回了国。 这时候日本国内又抛来橄榄枝，2015 年日元贬值超 50%，政府还给回流企业税收优惠，工厂迁回地方城市能抵 7% 的法人税，松下、佳能纷纷把洗衣机、复印机生产线迁回日本，在华的日本人自然跟着减少。 日侨少了，那些专为他们服务的配套也跟着冷清了。上海古北以前是出了名的 “小东京”，街头的日系超市全是进口零食，日料店要排队才能吃到，现在不少日料店改成了川菜馆，开了十几年的日系书店也变成了奶茶店。 这么多因素凑在一起，在华日侨数量下跌就成了必然。从 2012 年的 15.03 万到 2024 年的 9.75 万，35% 的降幅背后，是中国制造业从 “低成本洼地” 变成 “高质量赛场” 的转变，是本土企业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也是日企在全球产业链中重新找位置的过程。 当年带着全家来华的日本工程师大概不会想到，二十年前热闹的开发区小楼，如今可能住上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骨干，而他们曾经常去的日料店，现在坐满了拿着手机扫码点餐的中国年轻人 —— 时代变了，那些带着东洋味的日子，自然也就慢慢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