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十八年的一个冬夜，七十九岁的胡铨在海南岛的贬所醒来。海风吹动茅屋，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他披衣起身，就着油灯展开纸笔，墨迹在粗麻纸上晕开，像极了他被放逐二十三年的人生。 这位曾经震动临安城的硬骨头，此刻写下《好事近·富贵本无心》：词中“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满含对时政的不满与自身的愤懑，尽显爱国气节。 故事要从三十四年前说起。那时金国使者张通古带着诏书南下，要求宋高宗赵构跪接“诏书”。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有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拍案而起。他写下《请斩秦桧书》，直言：“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 这篇文章像惊雷般炸响。临安城的百姓争相传抄，金人闻讯，不惜千金购得副本，读后相顾失色：“南朝有人！”可这份勇气换来的，是秦桧“狂妄凶悖”的四字评语，还有一纸发配昭州的诏令。 临行那日，杭州城万人空巷。百姓挤在运河两岸，有人高喊：“胡编修保重！”船过富春江时，船公突然唱起当地的渔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胡铨站在船头，泪水模糊了双眼。 他的流放路线，几乎成了南宋的疆域图。从昭州到新州，再到更远的吉阳军（今海南三亚），每座贬所都在地图的最边缘。在新州时，他目睹当地百姓因缴纳不出“免役钱”而卖儿鬻女，连夜写下奏章：“今黎民憔悴，郡县凋敝，独租税日增，岂圣朝抚育之本意乎？” 这封奏章到了朝廷，好友王庭珪写诗送别张元幹：“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结果王庭珪也被流放辰州。 最艰难的是在吉阳军。那里“气候不正，春常苦旱，夏常苦雨”，胡铨自己开荒种菜，在椰林中建起“澹庵学堂”。当地黎族百姓最初对这个北方来的官员充满戒备，直到他治好了一个孩子的疟疾——用《苏沈良方》里记载的青蒿方。 渐渐地，学堂里坐满了黎族孩童。胡铨教他们读《论语》，也向他们学习黎语。有个叫帕朗的孩子特别聪明，胡铨摸着他的头说：“他日若回中原，我带你去看临安的元宵灯会。” 转机出现在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病逝。但胡铨的平反之路依然漫长，直到绍兴三十一年，他才被准许北归。离开时，黎族乡亲送来一包沉香木，帕朗已经长成少年，他问：“先生还会回来吗？” 归途上，胡铨在潭州遇到了同样被贬的张浚。两位老人执手相看，张浚说：“澹庵兄，我们都老了。”胡铨望着湘江流水：“德远兄，你看这水，终究是要东流入海的。” 隆兴元年，孝宗即位，主战派重新得势。七十三岁的胡铨被召入朝。在金殿上，他依然坚持：“今日之策，当战不当和。”可当他看见满朝陌生的面孔，突然意识到，岳飞死了，张浚病了，当年那些并肩作战的人都不在了。 乾道七年春天，胡铨病重。弟子周必大守在榻前，听他喃喃说着梦话：“直捣黄龙……”临终前三天，他突然清醒，让周必大取来纸笔，颤抖写下：“天子圣明，臣罪当诛。” 这八个字让周必大愕然——老师一生刚直，为何最后留下这样的话？后来他整理遗稿时才明白，胡铨在注释里写道：“此言非认罪，乃讽谏也。若忠言皆成罪状，则‘臣罪当诛’四字，便是盛世悲音。”胡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