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聂元梓被批准保外就医，但她却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因为丈夫早已和她离婚，子女也对她不闻不问，出狱后的她竟然连一处容身之所都没有，真可谓落魄至极。也许直到这一刻，聂元梓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因为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聂元梓从河南滑县一个中医地主家庭起步，早年投身革命活动。1921年出生后，她跟随母亲务农，1933年离家到开封补习，次年进入北仓女子中学读书。1937年被二姐夫妇带到太原，加入牺盟会学兵队，在国民师范学校训练。很快调入中共北方局情报局，与刘贯一等人共事。太原会战时撤到开封，又到辉县百泉进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1938年入党后，调太南游击队负责群众工作，10月到晋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学习，12月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1939年任中条山地委妇委副书记，后调第七专署牺盟中心会，在晋南成立救国会。 1940年随朱德车队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与严慰冰同学。毕业后入延安大学高中班，与杜鹏程同学。在整风运动中回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认识吴宏毅并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职，1963年担任党委书记。1966年5月25日，与北大哲学系赵正义等人联名贴出大字报，批评宋硕等人。该大字报经广播和报纸传播，她随后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聂元梓的革命资历让她在北大站稳脚跟，但个人选择逐步破坏家庭基础。她第一段婚姻与吴宏毅于1959年结束，带着三个孩子独自生活。1965年秋与吴溉之结婚，但很快出现裂痕。1966年，她的手下聚集要求行动，她坐车前往丈夫住所，目睹搜查过程，却未干预。事后丈夫前妻儿子上门，她避而不见，指示驱赶。这直接导致第二段婚姻破裂，丈夫离开。 对子女和亲属的态度同样疏离。她忙于工作忽略照顾，导致亲子关系淡薄。与哥哥姐姐保持距离，以示界限。1986年10月获准保外就医，走出看守所时65岁，健康状况差。她环顾北京街道，无人接应。丈夫早已离婚，子女不闻不问。她在北京城四处寻找住所，屡次失败。没有收入来源，她一度考虑基本生存方式，但坚持寻找出路。 一位原北大学生的中学老师留下东单灯草胡同小屋，由尹占河夫妇安排。她入住那6平方米空间，仅有简单家具。1987年秋，弟弟聂雅周带她与军工厂谈生意，她建议利用旧手表发给农村儿童或拆装学习。化名王兰从事小生意，她奔波维持生计。没有医疗保障，自担看病费用。腰椎错位和心脏病加重负担，她坚持锻炼。 聂元梓出狱后面临长期困境。没有生活费和住房，她在海淀区亲戚家老旧二居室独居。1999年起每月领600元街道补助，支付基本开支。她患多种疾病，包括心脏病和腰椎问题，坚持健身。2005年在香港出版回忆录，记录个人经历。晚年深居简出，偶尔有熟人拜访。她保持作息，早起简单饮食。 2019年8月28日上午10时55分，她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去世，享年98岁。遗体被火化，安放骨灰。她的经历跨越多个历史阶段，从革命青年到北大任职，再到晚年孤立。家庭破裂源于自身决定，子女疏远加剧落魄。保外就医后无处容身，凸显个人选择的长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