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夏天，日头毒得像要把地烤裂，张老汉挑着担子往山坳里走，扁担压得吱呀响。 担子两头的木桶还冒着白汽，刚烧开的水烫得桶沿直冒热气——那是给藏在山洞里的八路军伤员备的，清洗伤口、煮干粮，那会儿根据地缺医少药，这水比啥都金贵。 田埂上的土坷垃硌得脚底板生疼，老汉心里却跟擂鼓似的：千万别出事，伤员们还等着呢。 刚拐过那道挡着日头的土坡，冷不丁就撞上了穿黄皮的——五个鬼子端着枪，后面跟着个戴眼镜的翻译官，正四处瞅。 跑是跑不了，田埂两边都是半人高的玉米地，一动就显眼。老汉把心一横，蹲下身，拿起水瓢就往玉米根上浇，滚烫的水“滋啦”一声，腾起股白汽。 翻译官一脚踹翻了一个木桶，水泼在老汉小腿上，烫得他一哆嗦。“老东西！疯了？用开水浇地？” 老汉头都没抬，拿手抹了把脸上的汗，声音哑哑的：“老总您不知道，天旱了俩月，井里水见了底，不浇这热水，苗都得干死，一家子吃啥？” 你说那会儿他心里咋想的？怕肯定是怕，但更怕山坳里的伤员等不到这桶水，怕自己这条老命折在这儿，担子却送不到头。 正僵持着，老汉突然直起腰，朝玉米地深处喊：“老婆子！磨蹭啥？锄头拿来，松完这垄地好回家！” 这一嗓子喊得敞亮，鬼子一愣，还真以为地里有人。就在这时，远处“砰”地响了一枪——是警戒的民兵故意放的，引他们过去。 鬼子骂骂咧咧地走了，老汉一屁股坐地上，才发现小腿红了一大片，皮都烫起了燎泡。他顾不上揉，挑起剩下的半桶水，瘸着腿往山坳里钻，桶里的水晃荡着，像他那颗还没平复的心。 后来战士们问他怕不怕，他咧着缺了牙的嘴笑：“怕啥？你们在前面打鬼子，咱老百姓在后头搭把手，天塌不下来。” 这故事听着像编的，可1942年的冀中平原，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不是每个英雄都穿着军装，有些英雄，就藏在田埂上、土屋里，揣着一颗比炭火还热的心。 那会儿鬼子搞“铁壁合围”，把根据地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想把八路军困死。你说，没老百姓帮衬，队伍能在平原上站得住脚吗？ 北阳堡的乡亲们就用行动回答了。 那年7月，日军三千多人带着重炮、毒气弹来攻村，村里只有八路军警备旅五百多号人。旅长王长江是个“疯子”，放着突围的路不走，偏要守——他说：“有北阳堡的乡亲在，这村就是铁打的。” 可不是铁打的嘛。战斗打响前，全村人都动起来了：老汉们用锄头把土墙加高了三尺，媳妇们把自家菜窖和邻家茅厕挖通了地道，连半大孩子都知道把石头搬到墙头上，说“鬼子来了就砸”。 鬼子炮轰了一天，土墙愣是没塌。步兵一冲锋，墙缝里就冒出机枪火舌，一天下来，日军倒了六百多，这在平原攻坚战里，简直是个奇迹。 最让人眼眶发热的是，村里没让老百姓全撤。二十多个青壮年说啥不肯走：“队伍在打仗，总得有人送饭送水，抬个担架吧？” 战斗打到白热化，鬼子放了毒气，政委旷伏兆中毒晕过去，醒了趴在地上还指挥。那些留下的乡亲，顶着枪子往阵地上送水，水瓢递到战士手里时，自己胳膊上已经挨了枪子；伤员抬进地道，血顺着担架滴在地上，和他们的汗混在一起。 最后鬼子进村报复，那二十多个没来得及走的乡亲，没一个求饶的，全倒在了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现在馆陶县要复原北阳堡的战场遗址，有人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有啥用？”可你去摸摸遗址墙上的弹孔，就知道那不是冰冷的石头，是当年老百姓拿命焐热的温度。 咱们总记得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可别忘了张老汉那桶烫腿的开水，别忘了北阳堡乡亲们递水的手——那些捏过锄头、纳过鞋底的手，和握枪的手一起，撑着咱们挺过了最苦的日子。 现在的田埂上再也没有挑水的老汉了，可每当风吹过玉米地，你听，那“沙沙”声，多像当年他们没说出口的话：“你们尽管打，家，有我们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