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已有家室的富商刘波追求许晴，特地花了3000万买下了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作为他和许晴的爱巢。两人在这里共同生活了三年，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却令人唏嘘。 一九九七年的北京，刘波正站在人生的顶端。这个从湖南株洲走出的少年，当年十四岁就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转去湖南大学学中医，读到硕士，再折返北京大学哲学系，拜在季羡林门下做博士生，几乎把“学霸”两个字写满了履历。从现代诗人到学术新秀，他一路被看好，却在毕业后拐了一个弯，投身商海。 起初他在湖南做报刊发行，后来南下海南赶上热潮，开始接触房地产和保健行业，很快摸出门道。 再往后，他抛出“传世藏书”计划，喊出要编出比《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更宏大的文化巨著，一百二十三册印一万套，每套售价六万八千元，还请恩师季羡林挂名，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公司估值水涨船高，又借壳“武汉长印”，改名“诚成文化”，刘波从此成了金融文化圈的新贵，把自己送上了亿万富豪的宝座。 就在这段最风光的日子里，他遇见了许晴。那时的许晴二十九岁，刚从新加坡回国，在荧幕上已经是人们熟悉的面孔，出身权贵之家，又有清丽气质，在聚会上自然是众人目光的焦点。 刘波此前就在电视上见过她，这次近距离一见，心里仍是微震，便主动上前寒暄。彼时许晴刚经历一段感情挫折，对这个谈吐儒雅、关心细致的知识分子渐渐放下戒心，两人越聊越投缘，很快陷入热恋。 问题在于，刘波那时已是有妻有女的中年男人。为了这段感情，他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试图用女儿唤回他的心，他看着孩子确实犹豫过，可脑子里挥不去的都是许晴的影子，最终还是走完了离婚手续。离婚之后，他对许晴展开更猛烈的攻势。 为了给两人的爱情一个归处，他在北京景泰蓝胡同砸下三千万元买下一座四合院，据说是张作霖旧宅，又请来顶尖设计师重新装修，院里木器古朴，墙上挂满字画，檀香袅袅，像一座精心打造的桃花源。这里成了他们的爱巢，喝茶聊诗也好，静静相依也罢，两人都把这段日子视作最甜蜜的时光。 刘波对许晴的宠爱不止体现在房子上，他曾请十多位国内外摄影师为她拍写真，又请余秋雨为画册写序，把她捧在掌心。朋友们受邀来四合院做客，企业家、学者、官员云集，一边赞叹刘波的才华，一边羡慕两人的情投意合。 但外界对这段婚外情也充满争议，有人指责有违伦理，有损名士风范，他却始终觉得两人是真爱，不愿向世俗低头。 只是，爱得再深，也挡不住账本上的窟窿越撕越大。随着“诚成文化”被推到风口浪尖，刘波内部虚构业绩、过度举债的问题逐渐暴露，高风险项目接连失败，资金链绷得死紧。 二〇〇一年起，他在巨大压力下病倒，胃溃疡越来越重，大量银行贷款压在肩上，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只能四处筹钱，甚至走上一些违规的路子，最后仍旧无力回天。 二〇〇三年的某一天，他悄悄离开北京，去了日本。这个决定，他没有提前告诉许晴。等到他人已经不在国内，许晴才从零碎的消息里拼凑出真相。 对她而言，这不仅是恋人的突然消失，也是整个精神世界的崩塌，她一度与外界疏离，靠父母慢慢把她从阴影里拉出来。有人说她曾远赴日本寻人却被拒之门外，也有人说两人始终暗中联络，这些说法真假难辨，只知道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公开站在一起。 二〇一四年，刘波因涉嫌信用证诈骗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这位当年被视作“神童”的才子，已经身陷重围。 二〇一七年，五十三岁的他在日本因病去世，从十四岁考进名校、被誉为新一代诗人，到化身金融文化新贵，再到债务缠身、远走他乡，人生轨迹跌宕得近乎戏剧。许晴则一直保持单身状态，面对采访时坦言，如果刘波还活着，自己也许早已成婚。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让人唏嘘。一个本可安稳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偏偏在欲望和冒进中一步步走偏；一段曾被看好、被当事人视作真爱的感情，最终也被命运硬生生截断。世事翻覆，或许正如刘波的一生所呈现的那样，走得越高，越该记得收住脚步，知止方能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