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听见有人喊：“你家永兴回来了！” 邓玉芬拔腿往家跑，六年了，她以为七个儿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有人说老三回来了？会不会是哪个骗子冒充的？ 跑着跑着，鞋上的泥都甩飞了，裤脚也被路边的草划开了口子。刚拐进自家院儿，就看见门槛上坐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背影看着像永兴，可又瘦得脱了形。 她往前挪了两步，喉咙像塞了干柴，半天才挤出声：“永兴？是你不？” 年轻人猛地回头，左额角那道被柴刀砍过的疤还在，那是他小时候上山砍柴留的记号。邓玉芬扑过去想摸他的脸，手都抖得没力气抬。 “娘，我活着呢。” 永兴的声音哑得像破锣，他想站起来，右腿却半天没撑住劲，重重靠回门框。邓玉芬这才看见，他裤腿上的补丁层层叠叠，膝盖处还透着暗红的血渍——这是跟着白河游击队打游击落下的伤。 谁能想到，这个1940年被她送走的半大孩子，跟着队伍在平北根据地熬了九年。史料里写着，平北的“无人区”有多惨，日军烧房抢粮，还强迫百姓进“人圈”，邓玉芬一家当年就是为了躲这个才搬到猪头岭开荒的。永兴说，反“扫荡”时他们藏山洞，饿了啃树皮，渴了喝雪水，好多战友都没挺过来。 邓玉芬摸着儿子粗糙的手，突然想起六年前的事。1943年秋，二儿子永水负伤回家，家里连片消炎药都没有，她只能用草药熬水给他洗伤口，最后眼睁睁看着儿子断了气。那之后没多久，四儿子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的消息也传了回来，她硬是没哭出声，转头就把家里仅有的粮食送给了路过的八路军。 “娘，大哥牺牲在盘山，二哥、四哥……我都知道。” 永兴攥紧娘的手，眼泪砸在她满是裂口的手背上。他说战友们都知道猪头岭有个“邓妈妈”，藏伤员、送粮食，哪怕草房被烧了七八次，也从没跟鬼子低头。1944年那次大搜山，娘为了掩护乡亲，把小七的嘴捂住，结果孩子没挺过来——这事儿部队里好多人都听说过，没人不佩服娘的硬气。 邓玉芬没接话，转身往灶房走。米缸里就剩小半碗糙米，她还是抓出来淘了，又把攒了半个月的鸡蛋打进去。她记得1942年春天，丈夫任宗武和五儿子永安在地里种地，被日军偷袭当场遇害，那天她也是这样，煮了家里最后一碗粥，想着等他们回来喝，结果等来了两具冰冷的尸体。 永兴看着娘的白发，比去年捎信时听说的更白了。他知道，娘送出去七个儿子，就回来他一个。1946年内战打响，娘还是咬着牙把六哥永恩送进了县支队，结果六哥1948年打黄坨子据点时牺牲了——娘这辈子，把家都捐给了革命。 有人说她傻，把儿子一个个往战场上送，可邓玉芬不这么想。她总说“咱是中国人，不能让鬼子欺负”，这话不是空话，是用丈夫和六个儿子的命堆出来的。平北根据地能守住，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像她这样的百姓，用庄稼、用骨肉、用命撑着。 革命哪有那么容易成？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拼出来的，都是当娘的眼泪泡出来的。邓玉芬这样的母亲，没立过战功，没上过报纸，可没有她们，哪来的胜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