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总理最后一次乘飞机远赴长沙，到那里会晤毛主席，以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回京后，关于四届人大的其他人事安排方面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传达了、也照办了。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此时的政治局势相当复杂，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十年”文革”中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人事安排关系到国家未来的走向。 10月13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在长沙生活近四个月。而此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已经极度恶化，但作为国务院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重担依然压在他的肩膀上。此时，毛泽东已在长沙居住了两个多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 1974年10月，在周总理极力推举下，毛主席正式提出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建议。毛主席决定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负责，并说：总理还是总理。这个表态给了周恩来继续工作的信心和动力，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 1974年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每一个细节都需要仔细考虑，每一项安排都可能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平衡。 12月23日，周恩来拖着病重的身体登上了飞往长沙的专机。这已经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了。抵达长沙后，他直奔毛泽东的住所——省委九所六号楼。两位老朋友、老战友的这次会面，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举重若轻，从容淡定，把定舵向，决定了一些事关全局和根本问题的大政方针。他确定了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原则，为当时国务院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这次重要会晤中，两人不仅商定了四届人大的各项人事安排，还就国家发展的重大方针进行了深入交流。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81岁生日，他与周总理竟夜长谈，一道商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的重要人事安排。就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亲笔写下一份手令，内容是关于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安排。 这份手令的存在说明，毛泽东对邓颖超的能力和资历是充分认可的。邓颖超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一直在党的重要岗位上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妇女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方面贡献突出。让她担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资历和能力上来说都是合适的。 但是，周恩来接过这份手令后，却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作为邓颖超的丈夫，他当然希望妻子能够得到应有的政治地位。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也深知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夫妻两人同时担任重要职务可能会引发各种议论和猜测。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开始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四届人大的其他人事安排都按照长沙会晤时商定的方案逐一落实，但是关于邓颖超的那份手令，周恩来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将它收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没有向任何人透露。 这个决定体现了周恩来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深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避免不必要的政治争议比个人的职务安排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没有安排邓颖超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到”文革”期间，特别是在党的”九大”上，江青、叶群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邓颖超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但她一如既往，毫无怨言。 邓颖超本人对丈夫的这种做法也是理解和支持的。她明白，周恩来的每一个政治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夫妻两人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他们能够携手走过半个世纪风雨历程的重要原因。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国家的重要人事安排，但邓颖超的副委员长职位并没有在会上宣布。那份藏在抽屉里的手令继续保持着沉默，仿佛在等待着历史的审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逝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工作人员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那份尘封已久的手令。整理遗物的李秘书攥着泛黄纸片的手微微发抖，没有人想到周恩来会将毛泽东的指示保留两年而不执行。 邓颖超扶着窗台听完纸条内容，枯瘦的指节在玻璃上划出白痕。这个跟了周恩来五十一年的女人，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只说了一句：“恩来这辈子，最难的不是打仗开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随后，相关部门决定执行毛泽东当年的指示。不久，邓颖超正式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她在这个重要岗位上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纪委第二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当年判断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