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一艘载有221名女囚的军舰从英国启航，当历经万里航程抵达澳大利亚之时，人们却发现，船上的200多名女囚竟同时身怀有孕…… 这桩震动澳洲殖民当局的离奇事件，没有公开的调查结论，没有明确的责任追究，只有女囚们沉默的神情和无从追溯的孩子生父。 这艘名为“朱莉安小姐”号的运输船，1789年7月从朴茨茅斯港出发，在海上漂泊近11个月后，于1790年6月驶入悉尼杰克逊港。 它原本承载着英国政府“清理监狱、补充殖民劳动力”的冷酷使命，最终却以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方式，为澳大利亚殖民史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8世纪末的英国，正被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阵痛裹挟。 城市贫民窟膨胀，底层民众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而被称为“血腥法典”的严苛法律，让微小的过错都可能招致重刑。 偷一块面包、半匹布料，甚至捡拾他人遗失的手帕，都可能被判处七年流放。 北美殖民地独立后，英国失去了主要的囚犯流放地，遥远而荒芜的澳大利亚被推到台前，成为新的“海外监狱”。 1788年第一支囚犯舰队抵达后，殖民地的性别失衡问题愈发尖锐。 586名男囚对应不足两百名女性，劳动力繁衍和社会秩序稳定成为殖民当局的棘手难题。 “朱莉安小姐”号的启航，名义上是为了填补这一缺口，将222名女囚送往澳洲“接受教化”，实则是一场将人视为工具的强制迁徙。 这些女囚大多是16至30岁的年轻女性，没有重刑犯，更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的寡妇和无家可归的少女，她们的命运早已被权力碾碎。 封闭的船舱成了隔绝文明的独立空间，生存规则在这里被彻底改写。 “朱莉安小姐”号的下层甲板被简单分隔，三张木板床挤着三名女囚，每人每天分配的淡水不足半瓶，一周仅有一次登上甲板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 食物是掺着木屑的硬面包和爬满蛆虫的咸肉，坏血病和痢疾在拥挤的空间里蔓延，时刻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 在这样的绝境中，权力的天平彻底向船员和士兵倾斜。 女囚们很快发现，身体是她们唯一能用来交换生存资源的筹码。 一口热汤、一杯能抵御寒冷的朗姆酒、一次额外的甲板透气机会，甚至只是避免无端的殴打，都需要用顺从作为代价。 这种基于生存的交换，是女囚们在绝境中做出的选择，带着无法抗拒的现实压力。 对比同期其他流放船高达10%以上的死亡率，“朱莉安小姐”号仅有5人在航行中丧生。 这个看似幸运的数字背后，是女囚们用尊严换来的生存保障。 有人主动依附船员，只为获得更稳定的食物供给。 有人结成临时同盟，争抢能提供庇护的资源。 当船只停靠里约热内卢、好望角等港口补给时，部分女囚被船员解开镣铐推上岸，被迫从事性交易，而她们换来的微薄钱财全被船员克扣。 殖民当局对这些情况早已知晓，却始终选择默许。 对他们而言，女囚的顺从能减少航行中的管理麻烦。 而怀孕则意味着殖民地将迎来更多潜在劳动力，恰好契合“充实人口、开发土地”的核心诉求。 怀孕在这场殖民布局中，悄然成为一种特殊的“通行证”。 当“朱莉安小姐”号缓缓驶入杰克逊港，岸边等待的殖民官员看到的景象令人错愕。 222名女囚中，120余人或是挺着孕肚，或是抱着刚在船上降生的婴儿，最小的孩子刚满月，被母亲用破旧的麻布紧紧裹着。 总督菲利普没有表现出意外，反而下令将仓库中一半的面粉分给怀孕和带婴的女囚，每人额外多配两磅粮食。 他早已在港口边圈定了五十亩土地，插着“自耕地”的木牌，女囚们只要和男囚登记结婚，就能领到一块土地。 这种安排看似宽容，实则是将女性的身体彻底纳入殖民体系。 她们从“英国罪犯”转变为“殖民母亲”，身份的更迭始终围绕着“有用性”展开，从未真正拥有过人身自由。 这些女囚的故事，是英国殖民扩张史上被忽视的一页。 英国政府将她们视为清理社会的“累赘”和补充殖民的“种子”，船员将她们视为航行中的消遣和牟利工具，殖民当局则将她们视为平衡性别、繁衍人口的资源。 她们的沉默不是麻木，而是在层层权力碾压下，早已失去了申诉的渠道。 那些在航行中降生的孩子，连同他们的母亲，一起成为澳洲早期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这些女囚被部分澳大利亚人称为“开国之母”，但这一标签难以掩盖她们被剥削、被支配的本质。 她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垦荒地、饲养牲畜、料理家务，用劳动支撑起殖民地的运转。 从1788年到1868年，共有约2.4万名女囚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她们的后代逐渐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如今约四百万澳大利亚人承认自己有“罪犯祖先”。 这段历史没有惊天动地的叙事，却藏着底层女性在绝境中的挣扎与坚守，藏着殖民体系对人性的漠视与碾压。 信息：读书 | 澳大利亚的起源:骇人听闻的流放和惨绝人寰的刑罚 2024-10-29 来源：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