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他正要付钱，却被青楼女子拉住，她说，“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要娶我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1914年的上海，在这座城市的某个青楼里，烟雾缭绕，琴声低回，14岁的董竹君正端坐在一角，她面容清秀。作为一名“清倌人”，她从小被卖入这烟花之地，换来的300大洋勉强缓解了父亲的重病，却也让她深陷泥淖。 每天，她学习琴棋书画，表面上迎合着客人的调笑，内心却在盘算着如何挣脱这牢笼，就在这个秋天，一位27岁的年轻军官夏之时走进了她的生活，夏之时是四川人，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过蜀军都督，一身戎装下藏着满腔热血。 老鸨穿着一身绸缎，脸上堆着假笑，伸出三根手指，冷冷地说：“三万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夏之时眉头微皱，手已伸向口袋，准备掏出那笔巨款。 她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把利刃划破沉寂：“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 董竹君的条件清晰而坚定：第一，明媒正娶，她必须是正妻，绝非妾室；第二，带她去日本求学，让她有机会读书明理；第三，家中事务由她做主，不能干涉她的自主。这三个条件，不仅仅是婚姻的承诺，更是她对自由和尊严的宣言。 在预定的地点，夏之时正焦急等候，见她平安到来，两人相视一笑，没有多言，便匆匆赶往日租界。 在上海日租界的一处简朴居所里，夏之时和董竹君举行了婚礼，没有繁文缛节，只有几位友人的见证，但这仪式却承载着两人的承诺，婚后不久，他们便启程前往日本。 东京的街头，樱花盛开，董竹君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她进入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如饥似渴地学习日语、法语和各类文化课程，教室里，她总是坐在前排，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回到家中，她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女儿，常常挑灯夜读，夏之时起初支持她的求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军务繁忙，偶尔流露出传统丈夫的优越感，认为女子读书不过是锦上添花。 回国后，两人前往四川夏家的老宅，夏家是当地望族，婆家人对董竹君的出身嗤之以鼻，暗地里排挤她，婆婆常冷言冷语，说她“青楼出身，不配做主母”，董竹君不卑不亢，用行动证明自己。 然而，好景不长，时局动荡，夏之时在政治失势后沉溺于鸦片，性情大变，家中常弥漫着鸦片的烟味，夫妻间的争吵日益频繁，1929年，董竹君毅然决定分居，带着四个孩子返回上海。 临行前，她对夏之时说：“我不是要离开你，是要找回我自己。” 回到上海的董竹君，她变卖仅有的首饰和积蓄，在闸北区开办了一家纱管厂，工厂初建时，条件艰苦，她常常亲自上阵，和工人们一起搬运原料、调试机器。 夜里，孩子们睡在简陋的宿舍里，她则点灯核算账目，思考如何扩大经营，可惜，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工厂在炮火中被炸毁，多年心血化为灰烬，站在废墟前，董竹君没有流泪，她握紧拳头，对孩子们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从头再来。” 1935年的上海，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却依然不乏生机，董竹君用借来的款项，在法租界开办了锦江川菜馆。 开店之初，她事必躬亲，从选址到装修，无一不倾注心血，餐厅里，她特意挂上书画作品，营造雅致氛围，餐桌上，她引入一次性筷子，强调卫生与创新。 这些细节很快吸引了顾客，不仅有普通市民，还有社会名流如鲁迅、梅兰芳等人常来光顾，董竹君善于经营，她记得每位熟客的喜好，亲自招呼，让餐厅成为文化交流的据点。 同时，她暗中支持抗日活动，将锦江茶室作为进步人士的聚会场所，服务生中混入了她的眼线，常常传递情报，帮助地下工作者躲避追捕，日军占领上海后，董竹君因参与抗日宣传被关押，受尽折磨却始终守口如瓶。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震惊的决定，1951年，她将锦江饭店无偿捐献给国家，同时捐出15万美元积蓄。这一举动，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她多年信念的体现。 她曾说：“财富取之于社会，当用之于社会。”捐献仪式上，她穿着朴素的旗袍，面带微笑，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希望。此后，她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为妇女权益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晚年时，她蜗居在北京的一处小院，坚持撰写自传《我的一个世纪》，用笔墨记录那段波澜壮阔的人生。 1997年，董竹君安详离世，享年97岁。临终前，她反复念叨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