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王志文说：“我已经很久不拍戏了，但接到赵林山导演的电话，让我演杜存山时，我果断答应了，当他提到片酬时，我说，兄弟，咱不谈片酬，我零片酬来演，这部电影我如果不拍，或者说我还要片酬的话，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同胞。 王志文不是那种靠频繁接戏维持热度的演员。这些年他很少出现在镜头前，不是想淡出行业，是没碰到能让他真正沉下心的本子。 圈里人都知道，他挑剧本挑得“苛刻”，不光看角色戏份多少，更看故事背后的分量——有没有对得起观众的诚意，有没有值得琢磨的内核。 所以当赵林山在电话里提到“杜存山”三个字时，他没多问拍摄周期、戏份轻重，先追问的是角色的背景和故事的底色。 杜存山不是什么大人物，是1937年南京城里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 日军进城后，他没来得及跟着学校撤离，看着身边的学生、邻居、街坊一个个遭遇不幸，从最初的恐惧无措，到后来攥着拳头想护住更多人——他偷偷藏过受伤的士兵，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分给饥饿的孩子，最后为了掩护一群妇女和孩子，被日军发现。 这个角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台词，没有英雄式的高光时刻，只有一个普通人在乱世里的挣扎和坚守，而这份“不放弃”的坚守，恰恰戳中了王志文。 他后来在私下里跟朋友说，听到这个角色的瞬间，脑子里就冒出那些历史照片里的人，那些没留下名字、却在苦难里拼过命的同胞，觉得自己得替他们把故事讲出来。 为了演好杜存山，王志文花了三个多月泡在档案馆。他翻遍了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从当时普通人的日记、书信，到幸存者的口述记录，一页页抄笔记，遇到模糊的细节，还专门托人联系历史学者请教。 有次看到一份中学教员的日记，里面写着“今日送走两个学生，不知能否平安到后方”，他盯着那行字坐了半天，后来跟导演说，杜存山的眼神里，得有这种“想护又怕护不住”的无力感，还有藏在那无力感后面的韧劲。 他还专门去了南京的遇难同胞纪念馆，站在遇难者名单墙前，没说话，就那么静静站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后来回忆，他走的时候，眼眶是红的，脚步比来时慢了很多。 拍摄的时候，王志文的状态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剧组在南京郊区取景，冬天的风特别冷，拍摄场地没有暖气，他裹着薄棉衣候场，从没抱怨过一句。 有场戏是杜存山看着日军搜查院子，要把藏在柜子里的孩子紧紧护在身后，导演喊“停”之后，他还保持着护着柜子的姿势，半天没动，后来助理递热水给他，他才缓过神来，说一想到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就没办法轻易从角色里抽离。 剧组里的年轻演员有时候会聊拍摄之外的八卦，他很少参与，只偶尔跟大家说，拍这部戏得沉下心，咱们演的不是虚构的故事，是替那些没能开口的人说话，不能马虎。 有人私下问过他，零片酬会不会觉得亏。他当时没直接回答，只反问对方：“你去纪念馆看看，那些墙上的名字，那些没能活过1937年的人，他们连明天的太阳都没等到，咱演部戏，谈钱像话吗？” 他不是想标榜自己多高尚，是觉得这是底线——有些题材沾了钱就变味，有些角色承载着对逝者的尊重，一旦谈片酬，就像对那些逝去的同胞失了敬。赵林山后来也说，王志文的态度影响了整个剧组，不少演员主动提出降片酬，大家都觉得，能参与这部戏，比拿多少报酬都有意义。 这部电影上映后，王志文没去跑任何宣传。只有电影首映礼那天，他去了现场，对着台下的观众深深鞠了一躬，说：“希望大家看完这部戏，能记住曾经有那么多同胞，在那样的苦难里挣扎过、坚守过。” 他没提自己零片酬的事，也没说拍摄多辛苦，仿佛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王志文的选择，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他从出道就明白，演员不只是“演个角色”那么简单，有些戏要带着敬畏心去拍，有些故事要带着诚意去讲。他的零片酬，不是一场营销，是一个演员对历史的敬畏，对逝者的告慰——比起那些失去生命的同胞，他做的这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 而这种敬畏心，恰恰是文艺工作者该有的底色：不是所有作品都只为娱乐，有些作品要帮人们记住历史，守住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记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