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统特工鲍君甫被捕，面对审问，他竟毫不畏惧的表示：你们抓错人了，周总

1951年，中统特工鲍君甫被捕，面对审问，他竟毫不畏惧的表示：你们抓错人了，周总理和陈赓可替我证明！ 1975年底，病床上的周总理气若游丝，却坚持叫来了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报出几个名字后，老人用尽最后力气叮嘱：“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这串名字里，藏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杨登瀛。这个曾在上海滩翻手为云的中统大佬，后来竟在南京街头摆烟摊维生，偏偏能让一国总理临终仍念挂于心。杨登瀛是广东香山人，青年时留洋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投了国民党。靠着结识青帮大佬，又搭上陈立夫的亲信杨剑虹，顺理成章进了中统，跟着打理上海地界的事务。没成想杨剑虹贪赃事发自杀，杨登瀛捡了个大便宜，接棒成了中统上海总负责人。在上海滩，他的路子野得很，中统是靠山，陈立夫是上司，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张道藩是过命的兄弟，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是酒友，加上一口流利日语，妥妥的“通天人物”。那时候没人敢想，这个眼看要爬进国民党高层的角色，人生会被一个落魄的共产党员改写。 1928年，陈养山找到了他，陈养山当时跟组织断了联系，在上海瞎碰运气找队伍，机缘巧合认识了杨登瀛。几顿酒喝下来，陈养山发现这人跟其他国民党官员不一样，聊起时局常说“百姓过得太苦”，思想挺进步。陈养山心里一动，就把这事报给了刚到上海组建中央特科的周总理。周总理一听就拍板，中统核心里能有这么个人，比打十场胜仗都管用，当即派情报科科长陈赓去对接。两人在上海外滩见了第一面，聊完时局，陈赓掏出两根金条，说以后每月给三百光洋当经费，让他多交些有用的朋友。就这样，杨登瀛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第一个高级潜伏特工。陈赓还特意给他弄了个“中统驻沪办事处”的名头，派地下党员安娥当秘书，帮他做假业绩哄陈立夫开心，把身份捂得严严实实。从那以后，杨登瀛成了上海地下党的“眼睛”和“拳头”。 1928年，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藏在租界里，国民党都找不到，杨登瀛摸准行踪后偷偷报信，特科连夜动手把人处决。同一年，戴冰石、一个顾姓党员先后打算叛变，都是他提前递消息，特科才赶在泄密前除奸。 1929年，叛徒陈慰年要卖党内文件，他二话不说掏两根金条买下来交给陈赓，转头陈慰年就被红队处理了。年底任弼时被捕，也是他在中统内部斡旋，硬生生把人救了出来。更关键的是，“龙潭三杰”里的钱壮飞能进中统当机要秘书，全是他牵线搭桥，这一下，中共的情报网直接扎进了国民党的心脏。 1931年，顾顺章叛变，这人手里攥着上海中央所有机密，差点让地下党全军覆没。幸亏钱壮飞截获消息连夜报给周总理，大家紧急撤离，连周总理都累得跟陈养山要烟抽。陈赓催杨登瀛赶紧躲躲，他却梗着脖子说：“一个顾顺章能奈我何。”结果第二天就被抓了。好在半年后就放了出来，一方面是张道藩在里面帮忙，更重要的是中统丢不起人：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陈立夫亲自提拔的总负责人也是共产党，说出去脸都没地方搁。出来后他就被踢出了中统，给了个反省院院长的闲职，彻底成了边缘人。解放后，杨登瀛没去台湾，留在南京，没正式工作，就扛着烟箱在街头摆摊卖烟糊口。那时候南京政府让国民党旧职人员登记，他觉得自己早跟中统没关系了，还帮过共产党，没必要登记，就没当回事。期限一过，他就被抓了，要判重刑。这时候他才想起陈赓当年的话：“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他赶紧托人找陈赓和陈养山作证，陈赓二话不说，1956年给南京政府写了信，明明白白说“鲍君甫（杨登瀛）1927年就和我党合作，对党贡献颇大”。陈养山也跟着出具材料，把当年的事说得一清二楚。他这才被放出来，后来去北京见了老熟人，陈赓看他日子过得难，请示上级后，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给一百元补助。 1970年冬天，杨登瀛病逝，临终跟子女说：“我不是特务叛徒，我到底是什么人说不清，但周总理知道我。” 咱们总说战场上的英雄，却少有人知道隐蔽战线的人有多难，他们不能留名，不能声张，赢了没人喝彩，输了可能连尸骨都找不到。杨登瀛从上海滩大佬到街头烟贩，身份变了，可那份对老百姓的心意没变。组织从当年的地下党到新中国政府，也没忘了他的功劳。真正的功勋从不会被时光掩埋，那些隐于黑暗的坚守，和冲锋陷阵的壮举一样，都该刻进民族的记忆里。 ‌【评论区聊聊】你还知道哪些隐姓埋名的潜伏英雄？他们的故事又让你有什么感触？（信源：中共最重要内线，后摆地摊卖香烟为生，周总理去世前说出他的名字——宁远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