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膝下四子，最叫人鼻酸的是小女儿学成。 昔日千金，一夕成“罪属”：父亲被

吴石将军膝下四子，最叫人鼻酸的是小女儿学成。 昔日千金，一夕成“罪属”：父亲被枪决，母亲锒铛入狱，十五岁的她牵着更幼的弟弟流落街头，课本换了鞋刷和地摊布，靠擦鞋糊口。 1950年的台北街头，寒风卷着细雨，学成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裳，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冻得通红的脚踝。她蹲在街角，面前铺着一块磨破边的粗布，上面摆着一把掉了毛的鞋刷和半盒劣质鞋油。六岁的弟弟紧紧拽着她的衣角，眼神怯生生的，见有人经过就往她身后缩。“先生，擦鞋吗？五毛钱一双，擦得干净！” 学成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沙哑，却努力说得响亮，每喊一声，都要吸一下冻得通红的鼻子。 谁能想到，几个月前的她，还是住着洋房、读着教会学校的将军千金。父亲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母亲王碧奎知书达理，家里总有吃不完的糖果，穿不完的新衣裳。学成记得，父亲总爱把她抱在膝头，教她写毛笔字，说“女孩子要多读书，要有风骨”；母亲会给她梳漂亮的辫子，带她去逛台北的百货公司，买她最爱的绿豆糕。那时候的日子，像蜜一样甜，可这一切，都在父亲被定为“共党间谍”后，碎得干干净净。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被枪决的消息传来，家里瞬间被抄查。军警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还厉声呵斥着将母亲押走，只留下她和弟弟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罪属”的标签像沉重的枷锁，压得她们喘不过气。以前的亲戚朋友避之不及，佣人也纷纷离去，没过几天，她们就被赶出了家门，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十五岁的学成，一夜之间被迫长大。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弟弟还等着她照顾。她把父亲留下的课本捆起来，跑到废品站换了几块钱，又买了最便宜的鞋刷和鞋油，在街角支起了擦鞋摊。第一次给人擦鞋，她笨手笨脚，把鞋油弄到了顾客的裤腿上，被人狠狠骂了一顿，还没拿到钱。她强忍着眼泪，蹲在地上默默擦拭，弟弟拉着她的手小声哭：“姐姐，我怕，我们回家吧。” 学成抱住弟弟，哽咽道：“傻弟弟，我们没有家了，只有好好擦鞋，才能活下去。” 从那以后，她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弟弟出门，直到天黑才敢回去。她们住不起房子，只能在桥洞下或者废弃的仓库里将就。冬天，寒风刺骨，她就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夏天，蚊虫叮咬，她就用树叶扇风，让弟弟能睡个安稳觉。她总是把省下来的钱给弟弟买馒头，自己却只啃干硬的窝头，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吃不饱饭。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擦鞋变得僵硬，可她从来没抱怨过一句。 有一次，弟弟得了重感冒，发烧到39度，哭闹着要妈妈。学成急得团团转，抱着弟弟跑到医院，却因为是“罪属”被医生拒之门外。她跪在医院门口，苦苦哀求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一位好心的护士偷偷给了她几片退烧药，才勉强稳住了弟弟的病情。那一夜，她抱着弟弟在桥洞下坐了一整晚，看着弟弟烧得通红的小脸，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既心疼又委屈，却只能在心里默默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 学成一直珍藏着父亲留下的一支旧钢笔，那是她唯一的念想。每当夜深人静，弟弟睡着后，她就会拿出钢笔，在捡来的废纸上写写画画，重温父亲教她的字，回忆以前的幸福生活。她始终相信，父亲是清白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这份信念，支撑着她在苦难中一步步走了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学成靠着擦鞋攒了一点钱，带着弟弟搬到了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她依旧每天去街头擦鞋，却从来没放弃过让弟弟读书的念头。她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都用来给弟弟交学费，还利用晚上的时间，教弟弟读书写字。“弟弟，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不能像姐姐这样没文化。” 她总是这样叮嘱弟弟。 后来，随着台湾社会氛围的逐渐宽松，“罪属”的标签慢慢淡化。学成凭借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小小的擦鞋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弟弟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医生。姐弟俩相互扶持，终于摆脱了过去的苦难，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长大后的弟弟，总是对别人说：“没有姐姐，就没有我的今天。姐姐是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 而学成，直到晚年，依旧珍藏着父亲的那支旧钢笔。她常说：“父亲教我要有风骨，就算身处绝境，也不能丢了尊严。我做到了。” 吴学成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坚韧的一生。从昔日的将军千金，到流落街头的擦鞋女，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却始终坚守着做人的尊严和对家庭的责任。她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一个普通女性在乱世中的顽强生命力，更传承了父亲吴石将军身上的风骨与气节。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太多像吴学成这样的“罪属”，在苦难中挣扎求生。她们用自己的坚韧和善良，书写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她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只要心中有信念，有责任，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活出自己的价值。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