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败退时有多惨？一个中国农民回忆：苏军对日本女人最狠。 战争这事，开头是军令旗号和地图上的箭头，落到地上就变成家里人的冷灶和空房，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夜里火车站响个不停，第二天铁轨边都是履带压过的泥痕，东北人看见陌生军装心里有数，日本女人看见队伍进城心里更慌，街边的牌匾没来得及卸，院子里的谷物晒了一半，谁都知道日子要变样了。 关东军溃散那阵，跑得急，车皮上人挤人，枪在，旗子丢了，留下的是妻子、女儿和还在各地开荒的开拓团，这场走人，不是谁当主角，没谁能说赢，车站广播喊过几次集合，站台上哭喊的声音很乱，木箱子倒了一地，孩子背着包找不到爹娘。 东北这块地，日本人不是只摆兵，做的是整套殖民活计，满洲国那会儿，关东军把“开拓团”铺开，把日本本土的农户、退伍兵、没活干的年轻人，成车成船往这边送，说给补贴，分地分房，配枪，住到村口，原住的人搬到更远的地方去过，小学教室改名，地界换了手，等到1945年，这个“农业计划”数字攒到两百七十万上下，女的占了差不多一半，还有不少是未成年，不是打仗的人，也属于机器里的一环，播种收获的背后，有制度和命令压着，谁都听见过口号。 方向一拐，开荒的人突然发现消息断了，车票拿不到，电报没回，成了被丢在路口的日本人。 8月9日北线压进来，吉林、黑龙江、满洲里一路紧，关东军没硬扛，往南撤，队伍里先清负担，车门口把女人小孩推下去，宪兵照规矩优先军官家属，开拓团普通成员排队站了很久，人群里有人抱着被褥不撒手，列车开动那一刻，站台上就散了，一直到哈尔滨、牡丹江、抚顺，都能见到走不了的老人妇女孩子靠墙坐着。 苏军车队进村，坦克从街心过去，日本人躲祠堂地窖教会门口，怕撞开门，有人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跪着，有人吃药倒在炕沿，有人家里男人做了极端的选择，留下一封短纸条，哈尔滨火车站的记录里，写到一个叫中村的军医，给怀孕的妻子喂了氰化物，自己也倒下，行李箱里塞着实验资料，纸页上有血痕，没人去收拾，那几天车站的灯一直亮着。 这段事放在账本上，翻到哪一页都能看见人的名字和时间，迎接苏军，东北人心里有个阵营的认定，反法西斯的大队，队伍纪律也有起伏，东欧的记录不稀奇，东北这边也有，中央大街会馆关了三天，二十三个日本女学生出来时，头发乱，嘴唇裂，墙上写了“对不起”“妈妈”，字不多，走得很慢，街面保安队挪到门口看了一眼就走，农妇张秀兰隔壁被带走，自己把门插紧，锅里还煮着晚饭，她说先顾两个孩子，站在窗边不说话，村里不愿讲，不是忘，是怕事还没完。 队伍里有人喝多，侨民区的商铺被烧，箱子被踹开，白天军医给日本男孩缝了伤口，晚上也看见同僚围着妇女，场面失了秩序，街口有人走开，有人站着看了一会儿又回家，这种时候，不是拿规章就能挡住的，手里的枪响了几次，天黑得快。 战争这码事，不是一把尺子就能量清楚，谁欠谁几分，谁要还几分，放在这段经历里，日本女人的遭遇处在最薄的一层，摸上去能感到裂纹。 黑龙江的老农刘万元八十年代坐在土炕上讲过，苏联兵不是不讲理，酒喝多，人就变样，之前帮你把电线修好，火一上来，这人拦不住，他说自己在火车站边亲眼见过几个人把一个日本老妪拉走，老妪跪着冲着中国人求救，谁过去，没人过去，那阵东北刚解放，仗刚停，你去挡苏联兵，不合时宜，他没有加戏，就是这么说，谁对谁错不掰扯，只说那几年，雨天路滑，人跌倒的多。 走不了的孩子，有的被中国家庭收了，长到大的时候，东北话顺口，日文不会了，后来回到日本，听不懂那边的场合怎么说话，也有人参加交流会，中日友好遗孤活动里坐在台上讲自己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也有人一直在这边生活，村里和城里各一个名字。 日本寡妇嫁到中国农家，也有，有人说是换，有人说是无奈，有人说是先保命，过了几年生了孩子，地里种麦子，名字用中国名，办证的时候写字一个一个学，这种生活没有波澜，年成好就多收，年成差就少收。 我们这边的态度，战争不粉饰，受伤的人能看见，也要把前后的来路说明白，哈尔滨的731就在那里，那些试验的痕迹还在陈列馆里，开拓团的地，是从中国人手里强行征走的，背后有关东军的推力，有一整套计划在运行，末尾这批人吃了苦，是机器停摆时的必然，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事，同情个体没问题，把集体的事洗干净就不合适。 最后这两句不多说，战争的头尾，从地图到账单，日军撤退时，日本女人落下，牵着政治和打仗和民族之间的缠绕，她们不是一条线能画清的人，也不是一页纸能写完的事，成了那台大机器里没收回的零件，我们不去放大，也不去抹掉，这片土地一年一年的收成在长，提醒人，判断要留着，底线要守着。
